【星球文化】(二)赴欧求学的先驱者/《旅法求学与勤工俭学：1899-1995》

旅法儒商学者 叶星球

编者按：旅法儒商学者叶星球，著述等身。倾其毕生精力，查阅考证大量详实文献，走访无数当事人，完成宏著《旅法求学与勤工俭学：1899-1995》。欧洲云网站连载发表，以飨读者。

朱斌侯：翱翔“一战”战场的上空

一战期间，有位在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毅然加入法国的外籍兵团，后又调到法国军队当飞行员，在战场上屡立战功，其事迹登入官报，通报全军，他的名字叫朱斌侯。

他用自己的勇敢与智慧，将中国人的名字首次录入世界空战的史册中，成为“一战”历史上1800多名王牌飞行员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

朱斌侯，字允章，号迎生，生于1885年12月4日，祖籍江苏。其父朱志尧曾任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后在海创办求新机械厂。朱斌侯13岁从徐汇中学毕业，14岁赴法留学，就读于列里机械中学，1903年毕业回国。

朱斌侯受家庭的影响，他自小就对机械充满了兴趣。当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消息传到中国后，朱斌侯立刻被这种能在天上自由翱翔的飞行器入迷。1911年，法国著名飞行家勒内·瓦隆（René Vallon）来到上海进行飞行表演，极大触动了朱斌侯的心弦。为实现自己的飞行梦想，1913年，朱斌侯再次前往法国学习飞行，开始在慕连航空学校，后来在维拉库相某航空学校学习飞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云笼罩了整个欧洲，在这场惨烈而血腥的战争中，寂静的天空也成了人类厮杀的战场，飞机也是第一次成为战斗的主角。

1914年6月，一战爆发后，富于冒险精神的朱斌侯主动加入法国援军，被编入外籍兵团，他当时登记的名字叫艾蒂安(Étienne)，不久因有驾驶技术从外籍兵团调往第戎的第一航空队，后又转到包瓦航空学校后任航空队飞行员，授下士军衔。

1916年二月调N37中队接受空战训练，训练结束后晋升为中士。7月10日，朱斌侯驾驶聂波尔(Nieuport)17型战斗机与德国飞机空战，在空战中他击落一架德国福克(Fukker)4型战斗机，成为第一位参加空战并取得战果的中国人。由此，他由中士晋升为上士。不久，在一次空战中，他又击伤一架敌机。8月24日，他的一位战友在空中被3架德国飞机围攻，朱斌侯冲入敌机群，打乱了敌机编队，经过一番格斗，他不仅解救了战友，还迫降了一架德国飞机。他作战勇敢的事迹受到了表扬。9月12日，朱斌侯在战斗中击落了德军王牌飞行员、第三航空队司令官埃瓦尔德的座机，取得了他空战生涯中最重要的战果；不久，他又迫降一架敌机，他还击落一枚德国侦察气球。朱斌侯英勇奋战，屡立战功，被法国司令部通报表扬，并晋升为少尉军官，1917年2月间，朱斌侯执行对德国阵地空中侦察任务，返航时遭6架德国飞机围攻，他以高超飞行技术与德国飞机周旋，最后突出重围，在飞机两翼都被击伤操纵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迫降成功。以后，朱斌侯因健康原因，调飞机修理厂，一直工作到1919年2月。

朱斌侯在飞行大队任战斗机飞行员的一年零一个月里，在空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两架，迫降两架，击伤敌机一架，击落侦察气球一枚的战果。法国空军司令部对他的评价是“勇敢，机敏，忠诚”，“精力充沛，英勇善战”，“在军事飞行中屡建战功”，其事迹登入官报，通报全军，并给予奖励。

一战结束后不久，也是1919年，朱斌侯从欧洲回到上海，但他对飞行兴趣仍然不减。当时，浙江督军卢永祥正大力招募人才，听说了朱斌侯的事迹后，卢永祥决定利用朱斌侯来为自己打造一支空中部队。1922年，卢永祥命令浙江督军公署在杭州笕桥组建航空教练所，请朱斌侯出任所长，并从欧洲购进多架飞机，招收学员进行飞行训练。浙江航空队正式成立，朱斌侯就任上校队长。

据《中国空军》708期作者吴余德介绍：“同年五月发生一段小插曲。法国飞行员乔治·佩尔蒂埃·窦昔(Georges Pelletier Doisy)，与机械师贝然(Besin)两人同驾一架‘布雷盖’十四型飞机，进行巴黎至东京的长途飞行纪录，途经中国时飞机故障迫降在上海跑马场。在上海停留数日后，窦昔找到昔日战友朱斌侯，在朱队长的协助下，浙江航空队慨然借出一架同型飞机，使窦昔得以继续完成其行程。这架改漆法国标帜的‘布雷盖’十四型机也成为第一架飞行他国领空的中国飞机。”

1924年9月至10月，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被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福建督军孙传芳围攻。被两面夹击的卢永祥很快支撑不住，扔下自己的部队败逃日本。浙江航空队随后解散，飞机也成了孙传芳军队的战利品，朱斌侯又被迫回到上海。

也许是打击甚大，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国民政府军政部“航空署”召开全国航空会议，聘请朱斌侯担任顾问，但他却称病未予出席。不过另一份民国二十七年在武汉出版的《中国时人志》中，时年五十三岁的朱斌侯表明，愿投效空军行列，从事机械地勤工作，但共赴国难的心愿在最后愿望似乎并未能实现。

朱斌侯的境遇，使我们后人既感到庆幸，也感到惋惜。庆幸的是，他在一场不属于中国人的战争中，向具有种族优越感的白种人面前证明：中国人并不是只能作苦力、挖战壕，中国人同样能够操控精密机械，创下佳绩，惋惜的是，以中国之大，在卢永祥垮台之后，竟无其一展长才之处。盖当时中国航空事业的领导机构北京政府的“航空事务处”或“航空署”，由于传统门户之见，以非“南苑”或保定航空学校出身者，除非有特殊管道或人事的背景，极难打进；其它各省或军系自办航空事业，也多有此倾向。

如此，一位出众的空战英雄，竟不能将其所长，贡献给苦难的中国。也许，不能贯彻“用人唯才”，始终是“有其它的考虑因素”的用人理念，令人感到十分遗憾，这也是早期中国军事组织无法持续进步的原因之一。朱斌侯曾任职于中华民国交通部，1940年，患风湿症病死在上海家中。

在朱斌侯的履历中，外籍兵团这项经历一直困扰着中外史学界，因为外籍兵团没有飞行员编制，而朱斌侯又确实加入了外籍兵团。多亏法国外籍兵团华人战友会的帮助查找史料，证实朱斌侯加入外籍兵团时并不是飞行员身份，因他有飞行员驾照才调去做飞行员的。朱斌侯在外籍兵团的时间不到一年，他应该是法国外籍兵团中第一位华人飞行员。他也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最早留法学生。

李石曾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推手

李石曾，原名李煜瀛（1881—1973），河北高阳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私立南通大学首席校董，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早年发起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早期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是晚清重臣李鸿藻的儿子。李鸿藻历任清朝工部、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还是光绪皇帝的业师。同时还是以保守著称的清流派代表人物之一。

李石曾五岁时，随父入宫觐见慈禧太后，当时慈禧抚摸他的头顶说：“此子将来定成大器”。他六岁即熟读诗书，十五岁师从京城名儒齐禊亭学习汉学，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中国经过庚子之乱，李石曾亲眼看到清廷的无能，官员腐败。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圆明园大火烧醒了中国人。

李石曾以世交晚辈的身份晋谒当政的李鸿章，要求到法国留学。得到李鸿章的赞许。1902年，李石曾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到法国，开始其留学生涯。

李石曾下定决心立志追求富国强兵之道，认为必须学习西方的科技和制度。他到法国之后先学军事，后因体质不合格而放弃，入蒙达顿农校改学农科。毕业之后又在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等科。他对大豆有特别的研究，后来成为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他用法文出版的《大豆》一书，引起西方人对大豆的兴趣。在上学期间，李石曾结交当时的进步人士蔡元培、吴稚晖。同年经张静江介绍，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同情支持革命。李石曾出身官宦之家，他无意热衷功名，立志做事不做官。

1905年他在巴黎发起“进德会”，提倡不为官、不置私产，开一时风气之先，且终生恪守不移。

1906年，他和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世界社”，先后刊行《新世纪》和《世界》画报，宣传革命思想。同时创办“中华印字局”印刷厂，由张静江出资，这是中国人在欧洲经营的最早印刷公司。

1908年，李石曾邀请同乡好友齐竺山一起，在巴黎郊区科隆伯创办豆腐公司。这是中国人在法国有史可查的第一间企业。他用机器新法制作豆腐，因而获得豆腐博士的雅号。大豆营养丰富，李石曾早有促进人类以植物廉价副食品代替肉类的庞庞大计划，创办豆腐公司生产系列豆腐制品。齐竺山为其掌柜，现在叫经理。他们在老家河北省高阳县招来40多名同乡青年到法国，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以“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办法培养人才。

1911年李石曾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天津，他和黄复生等组织了京津同盟会，出版《民意报》，在北方宣传和组织革命。1912年李石曾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

1915年6月，李石曾援引豆腐公司的成例，和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等人一起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留学生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第二年3月，李石曾到巴黎联系法国各界知名人士，成立“法华教育会”，中方会长蔡元培，李石曾为秘书长。法国方面奥拉尔教授任会长，里昂市长赫里欧为理事长。推动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教育活动。

1917年李石曾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他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他在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同时，李石曾还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了留法高等预备班。这个班的设备好，教师水平高，是向法国输送留学生最多的预备班。

李石曾还专门撰写了《勤工俭学传》一书，以卢梭、富兰克林等名人早年做工苦学的实例，激励华工与留学生勤工俭学，有所作为。为广泛宣传勤工俭学的精神和效果，李石曾还把《卢梭传》、《富兰克林传》在《旅欧杂志》上连载。李石曾在《卢梭传》中写道：“卢氏出生于工匠之家，身为仆从，卒以勤学宏识，为民国之前导，而葬于先贤寺，以世俗眼观之，固足荣矣。此等察视，非但不知卢氏之价值，且适与其意相反，故彼晚年，虽受世人之欢迎，而其意兴萧条，不为之稍减。盖世界一日不光明，则彼一日不安乐，以至积郁而死。后人不知彼之真性，而崇拜其虚荣者，不知凡几。无论其形而为铜像，形而为崇祠，或形而为名墓，东西之习俗不同，而其误谬之心理一也。”

1918年，北京成立法文专修馆，李石曾任副馆长并亲自授课。由于赴法学生与日俱增，华法教育会应接不暇，心系勤工俭学事业的李石曾再度到法国，亲自为学生们安排工作，学习和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大批工人失业，许多中国留学生也无工可做，陷入困境。李石曾利用自己和法国官方及教育界人士关系，多方奔走，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工作。

1920年，李石曾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同年，他得到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经济支持，在法国参与建立里昂中法大学。

李石曾除了推动中法文化交流，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传说中，他题写“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半跪姿态，抓起一支大毛笔，用擅长的颜楷风格写下这五个大字，一度被传为美谈。

李石曾在法国两次居住达十余年，他精通法文，他翻译有这两部戏剧《夜未央》和《鸣不平》。这是我国翻译戏剧有文本可查并公开出版的最早的两部剧作，仅就此而论，在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李石曾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是国际著名社会活动家。他洁身自好，终生素食，不娶妾、不做官、不食肉、不喝酒，一生创办了60多项公益事业，如中国农工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及日内瓦国际图书馆等，誓不置私产。李石曾1949年后去瑞士，1956年到台湾定居。1973年谢世，葬于台北阳明山。

张静江：商界奇才辛亥革命功臣

张静江，1877年9月19日，生于浙江南浔镇，一个富豪之家。张静江少年时，“性殊顽劣，而智异常童”。他爱好围棋和骑马，常在故乡南浔狭窄的街巷中纵马疾驰。而且性好交友，喜冒险，因而自号“人杰”。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8岁的张静江罹患骨痛症，落下了终生残疾，成为跛足，行走不便；不久又害眼病，视力大受影响，因此他父亲同意放弃参加科举考试，改而钻研书画。书法学习李邕(李北海)、赵孟𫖯，绘画学习董其昌、王鉴。张静江写得一手好书法。一入眼就有一股民国风气扑面而来，可以看出有颜真卿的影子，又有北碑的风度。

张静江19岁，与山东学台姚菊岐之女姚蕙结为夫妇。姚蕙生长于书香世家，擅长中国古典文学。1900年，张静江随岳父姚菊岐前往北京，在黄思永家举办的筵席上结识了军机大巨李鸿藻的儿子李石曾。

1902年，张静江听说李石曾将要随同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的消息，通过李石曾的说情，以使馆随员的身份同往。10月14日，他们乘坐法国邮轮安南号离开上海，一个多月后到达法国马赛，再换乘火车，于12月17日抵达巴黎。李石曾到法国后进入大学深造。张静江经过短暂的法语学习，则热衷于商贸，次年即在巴黎玛达肋纳广场4号创办了通运公司，开启中国人在法国办公司的先河。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生丝、茶叶及古董，张静江凭借家族的经商传统和自己在古玩字画方面的修养，迅速在中法贸易中积累财富，后又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设立了分公司，“获利之巨，无法估计”。张静江的确是一个经商的奇才，他1919年底，联络四海银行创办者上海大亨虞洽卿，共同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也是中国证券业的“开山鼻祖”。

1904年冬天，孙中山为宣传革命来了法国，住在巴黎利俟尼街的瓦克拉旅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兴中会法国分会中出了几名叛盟者。潜入孙的卧室，偷窃了重要文件，向清驻法公使馆孙宝琦公使告密。张静江正好在孙宝琦身边，内心紧张，按大清律法追究，孙中山免不了再次蒙难。于是，等几个人去后，张静江极力劝说孙宝琦，如果逮捕引渡孙中山均不为过。但是这一来，你就成了致死孙逸仙，扼杀中国革命的罪魁祸首，成了千古罪人。

孙宝琦是一位清末的开明官员，听了张静江一番话之后，决定将这批文件默默地退还给孙中山，旋即差人将原件原封不动送回了瓦克拉旅馆。这件事也一直成为孙中山心中的未解之谜。

1905年，张静江在巴黎结识吴稚晖，他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思想激进。张静江在生意场上风起水涌，许多法国客商都希望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28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贸易的大门，他肩负着清末民初开拓商务的领路人角色，同时他又是一个不惜重金资助革命，冒着生命危险建立秘密反清据点的人。因此他和吴稚晖、李石曾被称为旅法华人中的“三剑客”。

为了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1906年初，张静江等人决定出版杂志。他为了筹办杂志，前往英属殖民地新加坡购买中文字模并雇用一名中文排字工人。根据胡汉民的回忆，就在这次航程中，张静江偶遇孙中山。还有一个细节让后人时常提起，那就是两个初次见面的人相谈甚欢，离别之时，张静江与孙中山还搞了一个特别的约定。张静江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费，约定ABCDE，A就是一万法郎，B就是二万法郎。过了一两年，孙中山在日本，那个时候他非常需要经费。孙中山左思右想，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忽然想到张静江，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孙中山给张静江发出了电文，写了一个字母C。但在几天之后，果真有三万法郎从巴黎汇到。张静江被革命者们视若天助。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初兴，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前，留欧学界兴起的一股“俭学风”。早在1902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主要组织者李石曾同张静江等人，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自费赴法。行前，吴稚晖告诫李石曾，到法后要“注意于苦学”，“以期广于介绍”。1903年，吴稚晖赴英留学，并于1906年转到巴黎与李石曾等人同住，“试验节俭之生活”。在当时欧洲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开始实行一种“苦学之生活”。后来为了宣传理念，办中文刊物的需要，由张静江出资，创办中华印字局。

1906年底，张静江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和《世界》画报，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张静江的夫人姚惠为杂志发行人，杂志内容主要暴露清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介绍欧美文化和人文景观。当然出版杂志的费用和活动经费，都由张静江承担。

1917年，张静江夫人姚蕙在纽约公园散步时，意外地被树上掉下的枯枝砸死，留下五朵金花。后来夫人朱逸民生在农家，家境贫寒，但天资聪颖，长得楚楚动人。10岁时母亲病亡，15岁又丧父。从此姐妹相依为命，一起到上海富商家中做帮工。有一次，张静江到富商家中作客，邂逅朱逸民，从此对她情有独钟。1918年，朱逸民嫁给了张静江。张静江先后二位夫人，共有12个子女。前妻生育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茜英五个女儿，都出落得貌美如花，而且都在国外受教育，外语都很棒，真可谓大家闺秀。张静江第二位夫人朱逸民，同样生下五个女儿，分别是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都十分优秀耀眼。二夫人还为其生下两个儿子张乃昌和张乃荣。

早年的蒋介石，并不被孙中山看重。1922年夏，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张静江力劝蒋介石到广州追随孙中山左右。蒋介石依之，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穗北上。不期，孙中山病入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知后，不顾自己卧床的病体，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两时，在孙科陪同下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地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十二人签名作证。由此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

3月12日九时三十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上下款长联一幅：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四海；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张静江平时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大女儿蕊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系；三女儿是职业钢琴家；四女儿荔英不爱学习，于是就从培养女儿的兴趣爱好入手，给女儿请了一位苏联的油画家，专门教授女儿绘画，后来成为新加坡国宝级的画家，五女儿是服装设计师。张家十朵金花都受良好的教育，还有两个儿子，个个事业有成。

张静江后半生淡出政治舞台，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家中。台湾方面闻讯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参考文献
注一：《新闻网》，中华儿女，2019年3月19日，编辑，潘荣琨。
注二：《求缺斋》，求缺斋主，民国奇人张静江，2015年10月28日。

华南圭：中国第二代铁路建设英才

华南圭，字通斋。1876年2月23日，生于江苏无锡荡口镇。中国土木工程专家，建筑师，曾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1960年更名河北大学)。同时，他还是现代园林建设和市政建设的开拓者。

华南圭1896年考取秀才，进江苏高等学堂(原名为：江苏沧浪亭中西学堂)。京师大学堂成立后，就学师范馆，学习法文。在洋务运动的背景下，其求学生涯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1904年官费留学法国，1908年毕业于法国公共工程(Travaux Publics)大学，是该校第一名中国留学生，学习土木工程，获工程师文凭。

1909年，他在巴黎同秦玉麟、华荷裳创办《科学文学中国语世界语》杂志，后兼总编辑。1910年，他与波兰籍妻子华罗荪（Stephaine Horose），世界语专业一起回国。华南圭1911年通过廷试一等，授翰林院编修。同年，他以最优的成绩通过了清朝学部举办的留学生考试，考取了工程进士。

1913年起，华南圭帮助詹天佑创建及主持中华工程师学会。同年兼任他在交通传习所内创办的交通博物馆的馆长。该馆1914年对外正式开放，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博物馆之一。该馆以丰富的展品(铁路和桥梁用的实物模型和铁路沿线发现的文物)开拓了国民的眼光。同年起协助朱启钤在社稷坛建设中央公园(即中山公园，北京第一个公园)，是园内建筑类的建设和布局的主持人之一。

1913年至1916任交通部传习所(北京交通大学前身，位于北京府右街)教务主任。1915年至1917年任留学生出国考试总考官。1918年起任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总工程师。同时协助交通部长叶恭绰创办天津扶轮中学( 今天津铁一中)和交通传习所的土木工程系，此系最初以英法西文教授，但华南圭在教授过程中编写了一套中文教材，成为中国最早的中文现代土木工程教材之一，其中的铁路工程教材是中国的第一部专业著作，后来正式出版。此后，还陆续撰写和出版了《房屋工程》《力学撮要》《材料耐力》《土石工程》《建筑材料撮要、置办及运用》和《公路及市政工程》等十几部高等教育教材。

1919年詹天佑逝世后，华南圭继续主持中华工程师学会。一直到1931年和其他学会合并为中国工程师学会。

1920年至1922年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1924年至1928年再次担任。其间对铁路建设的改进做出很多贡献。

1928年7月任北平市特别工务局长。其间做出“玉泉源流之状及整理大纲计划书”及“北平河道整理计划”等，提出整治永定河和修建官厅水库；开放景山和中南海为公园。开辟了沙滩经景山前门到西四丁字街的道路，连接了地安门东西。

1931年任天津整理海河委员会主任，倡议并主持了天津海河挖淤工程。1933年至1937年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其间引进了法国公共工程大学的实习制度(在当时欧洲是第一个)，他经常亲自带学生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实习。

华南圭在归国后的工作中，他一直谨慎地限制着手中公权力，严防滥用职权。他在担任京汉铁路工程师和段长职务期间，还兼任交通部总工程师；后来又两度担任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可谓与铁路渊源甚深。.“就廉字言，铁路用款最巨、用人最多”。华南圭说：“十七年来未受一钱之贿赂，则自今以后，自信不致失节，苟一失节，则予即是贪官。”

1939年，因抗战期间拒绝为日伪政府做事，华南圭被迫流亡法国，直至1946年抗战结束回国。1948年，内战接近尾声，中共地下党员来找华南圭，望其日后为新政权做出贡献。华南圭目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深感痛恨，于是欣然答应。

1949年起受北京市政府之邀任职北京规划委员会(前身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同年8月，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在西郊建立新城的提案并通过(后被苏联专家否定)。建议整理玉泉水系，得到采纳。之后若干提案均得到采纳：如建煤气工厂，在北京东郊建工业区，为所有胡同铺上沥青，继续整治永定河及修建官厅水库，开通京密运河及修建密云水库等项目。

1951年任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前身北京市科学普及协会)副主席。其间，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北京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元年，华南圭的译著《法国公民教育》.(Instruction Civiqu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著作者保罗·贝尔(Paul Bert)是法国著名政治家，同时也是生物学家、航空医学先驱。毕苑在《华南圭和他开创的公民教育》一文中认为：《法国公民教育》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见最早以“公民教育”为主题的著作。它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法国公民社会制度架构和公民精神，总结了法国公民教育的八个方面：尚武，纳税，刑法，下议院；法律、政府、国家、村府、行政、自由、平等、亲爱，改政、人权之文告。对中国读者而言，它最突出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对“公民教育”包括什么知识内容提出了一个可借鉴的框架。由此可见华南圭这部译著的主要内容及其在近代教育公民教育史上的价值。

华南圭之孙女，著名北京民间古城保卫者华新民女士说：“他即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又有西方开放自由的文化对他撞击。他所在的学校是当时欧洲办学思想最前沿的学校之一；主张户外活动、实习和办校刊等。比如他在巴黎时创办了《世界语科学文学》杂志，表达了他对实现先进技术和文化交流的愿望。”

1961年3月，华南圭在北京同仁医院去世，享年84岁。

张剑：华南圭先生作为经历过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抗日战争前，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曾有三代三大工程和与之相关联系的三位代表人物的提法，指的是：第一代詹天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第二代就是华南圭，主持修建郑州黄河大桥，第三代茅以升，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
又注：感谢华新民、华崇民提供有关资料，同时根据有关文献资料撰编而成。

吴稚晖：法国“中法大学”倡导者之一

吴稚晖(1865—1953)，字敬恒，江苏阳湖县人(今武进县)。

吴家世代农耕，他父亲在家门口开茶店维生。母亲早逝，下葬时间是1914年3月26日，时棺内仅铺稻草。他从小在无锡外婆家长大，备受怜爱，致性格顽劣，少年时常逃学。在艰难困境中，吴学会了机智幽默求生之道，留下了许多有趣的逸事。

22岁中秀才，24岁时考入江阴南菁书院。一次江阴知县过孔庙未下轿，张认为是“非圣无法”，他和同学一起飞石掷击。不久，江苏学政杨颐携妓乘画舫，吴稚晖外套长袍，不穿裤子，上船要求赐酒，并佯醉故意摔倒，羞辱学政，引众人大笑。杨颐恼怒，令南菁书院将吴稚晖除名。

26岁中举人，他后来开玩笑说，文章写得不好，但卷面用擅长的篆书写成，主考官认不全，觉得书法好，有幸通过了。27岁赴京会试，名落孙山，以后几次赴考皆失败。后来参加“公车上书”，要求清廷变法图强。

1901年，吴稚晖留学日本，9个月后回国。第二年带26名学生赴日，入弘文书院。不久，鲁迅亦入弘文学院，听过吴稚晖的演讲。后来吴稚晖与清廷驻日公使蔡钧发生矛盾，因蔡钧不肯担保9名中国留学生入成城军官学校，故无法入校。吴撰文评击，率学生到使馆内静坐，致“名驰学界”。最终，蔡钧通知日本警察，以“妨碍治安罪”，将吴驱逐出境。

1902年10月，吴稚晖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爱国学社，吴稚晖任学监和国文教员。1903年开始，爱国社在张园发起演说会，吴稚晖等纷纷登台演说，《苏报》将张园演说刊登岀来，影响颇大。同年夏，《苏报》聘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等为撰稿人，报导各地学生爱国运动，推荐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驳康有为政见书》、《革命军序》等文，革命旗帜鲜明，一时广受欢迎。清政府十分
恐惧，并派人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捉拿邹容、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吴稚晖被迫转道香港，留学英国。

1905年春，在伦敦经孙鸿哲先生介绍，孙中山主动拜访吴稚晖。吴接受三民主义主张，于年冬加入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终其一生追随中山先生，是孙中山遗嘱起草人和见证人。

1906年转道法国，与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创办《新世纪》周刊。

1919年，作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吴稚晖发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详细论述在法国筹建中国大学的优越性，在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20年6月18日，在另一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者李石曾的共同努力下，法国议员奥拿拉向议会提出将退还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议案。但是，经历过一战的法国财政拮据，退还赔款之事被搁置。为了促成庚子赔款的退还，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决定筹集资金，在法国试办一所大学。里昂市长爱德华·赫里欧将一座旧兵营以每年1法郎的象征性收费租给当校舍。校址选定后，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多方奔走募款，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里昂中法大学于1921年7月正式注册成立。

“中法大学”成立后开始招生。同时双方成立“中法大学协会”共同管理学校。中国方面有蔡元培、高鲁、李石曾、褚民谊、汪精卫、吴稚晖六人；法国方面有穆泰、赫里欧、儒班、雷宾、古郎和军区司令尔如策将军。协会成立一个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下设秘书处，法文秘书是古郎，中文秘书是褚民谊。蔡元培任中法大学中方的校长。

1921年6月，500名学生联名上书，提出“入校学习，人人有权”的要求。但是中方教育部负责人定义，中法大学为高等教育学府。9月12日，里昂中法大学正式发出通告，宣称该校是“高级教育机关”，“对于收录与考试学生，应呈验文凭或经过考试”。这种录取方式受到在法勤工俭学生一致反对，也导致了著名的“里大运动”的爆发。留学生为了争取进入里大学习机会，引发了抗议风潮。各地勤工俭学生纷纷派出先行队员，于21日凌晨，两批先行队共125人，先后到达里昂，汇合后随即向里昂中法大学汇集，占据了圣依勒内堡。

到了10月13日，法国当局宣布：“中法两国政府已商定将勤工俭学学生全体送回。”随之，警察将这批学生押送到里昂火车站。14日晨，火车抵达马赛，下午，104名学生均被押解上“宝勒加”邮船，遣送回国，争回里昂中法大学运动宣告失败。

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轰轰烈烈的勤工俭学运动，由于计划不周发展迅猛，导致上千学子陷入与留学初衷相违的困境，由于时代与个人性格等各种因素，导致了勤工俭学生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而黯然收场。但是极力倡导的海外留学的教育运动，毕竟开创了一条半工半读的新路，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稚晖的书法擅长大篆，以写《石鼓文》最为驰名。台湾商务版《民国书画家画传》称其“篆得李冰阳神髓，圆润挺拔，为人清高风趣，俭约朴素，敝屣高位，深受朝野人之尊崇。与谭延闿之楷书，于右任之草书，胡汉民之隶书，合称为四元老，四书家，得者倍珍之。”吴稚晖艺高人勤，书法流传甚广。

吴稚晖，提倡国语注音与国语运作。他首创国音字典，开创中国拼音之先河，极大方便了国人识字。吴稚晖早年学读世界语，并在国内外刊物上竭力推广，1923年到1925年与蔡元培共同创建北京世界语专科校。并尽其力，积极推动注音识字运动。吴稚晖一生不任任何官职，终其一生只当了个中央监察委员，而且是不办公事的委员。教书当编辑，穷得无米下锅，就挂单卖字。

吴稚晖是民国名流中大佬人物。他平日里一件旧布袍，马褂常少了一个扣子，穿布鞋，裤腿塞进袜子里，一把油纸伞不离身。吴稚晖一生十分筒扑，敝衣败絮，安之如素，外出总是以步当车。活脱脱就是一个乡下土老头。但是，他视金如身外之物，总是用来接济别人。他到去世之前，身边唯一珍贵的东西是二万多册的藏书，还有从21岁开始的日积月累文稿。

1948年，已经83岁高龄的吴稚晖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苏醒过来后，女儿劝他不要再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1953年10月30日，逝世于台北，享年89岁。根据遗愿，将骨灰洒向金门南海。

吴稚晖喜欢写时评，他的文章毫无章法，不避俗字，却痛快淋漓。其实他的文章表面看粗俗，却在暗中下了功夫。《新中国文学大系·散文》将吴稚晖单独归一家，称：“他在《新世纪》上发表妙文，凡读过的人谁也不会忘记的。他的这一种特别说法与作文法，可惜至今竟无传人。”吴稚晖是白话文开拓者之一，对新文学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文学评论家陈源说“二十年来最钦佩一个人”，“他那大胆的精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滑稽而又庄严的态度，都是他个人独有的。”胡适称他是中国近三百年来反理学思想家之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对吴执礼甚恭，蒋梦麟说他是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彗星。

吴稚晖一生著述甚丰有：《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之辨正》等及《吴稚晖先生全集》，共18册。

吴稚晖是迄今为止唯一被联合国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

蔡元培：新文化运动灵魂人物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城内一户世代经商的小康之家。是中国近代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民族研究的先躯。苏立文说：“对待西方艺术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蔡元培是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儒家学者，他于1905年加入孙逸仙领导的同盟会。”

他25岁成进士，供职翰林院时，就广泛涉猎译本书和新学著作。在晚年的吴稚晖 改良运动中，努力对新学思想探源，欣赏对西学融会贯通后的深刻阐释，同时致力于外文的学习，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

1906年秋，清廷拟派翰林编检出国留学，1907年6月，蔡元培苦心获果，踏上了由西北利亚铁路到欧洲的留学之途。这位东方饱学之士，第一年在柏林主攻德语，另外编译书籍，同时担任家庭教师，但他主要精力是学习西方新知识，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第二年到莱比锡大学期间，他听课达40多门，内容涉及哲学、心理学、美学、德国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民族学等。“凡时不冲夺者，皆听之。”此外，他从课堂之外，又感爱到一个充满美感的艺术世界。在学校大礼堂正面有一组表现象征主义的壁画，其精巧的构图和美妙的设色，将他带入欧洲文化发萌时代的古朴境界。

蔡元培40岁留学德国，生活紧张而忙碌，在留德四年半时间里，他编著和翻译了30多万字的文稿，寄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伦理学史》，1909年8月出版。同时，除了获得广博的西方知识及其研究方法外，更重要的是开辟了一条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途径。

1912底蔡元培回国后，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亲自经历了“ 二次革命”的失败，在国内难以安身。

1913年10月，他再次带家人乘船到巴黎，继续追求教育强国的理想。蔡元培到法国游学，有老友吴稚晖的劝导，也有一批汇集在巴黎的朋友李石曾的召唤。蔡元培在法国游学期间，最大的成就就是创办勤工俭学会和法华教育会，为后来的波澜壮阔的勤工俭学运动打下了基础。此时，在法国的俭学会学生已有100多人，大家聚集在离巴黎郊外的蒙达尔纪城，李石曾在该城租有房子，一家人也常住在那里。蔡元培去了后，每周给俭学会学生上一堂中西课，大家经常在李石曾家里碰面和讨论时局的变化。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政府由巴黎迁往波尔多，这一举措给俭学会学生带来不安，也给蔡元培的旅欧生活笼罩上了战争的阴影。李石曾把自己住房让给俭学会学生住，又与蔡元培全家到蒙达尔纪会合，然后一同到郊外暂住。不久，他们一同迁到附近的小镇圣多奈。时间不长，又迁至多鲁尔，后来又迁到南方的海浴场住了一阵子。美丽的海景，也吹散不了他们心中的忧郁。战争动荡不安的日子，俭学会国内汇款难以寄达，孤悬海外的学生面临困境。蔡元培与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与驻法公使胡惟德协商，对未收到国内汇款学生实行临时性接济，帮助留学生渡过战争初期的难关。

蔡元培的游学生涯，一直陪随着译著，稿费一直是他的生活来源之一。在法国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整理往昔研究《红楼梦》的文章，集为《石头记索引》一书，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面世。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研究“红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16年，蔡元培回国后任北大校长，他革新北大，开“学术”与“ 自由”之风，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他仍兼任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职务，参与对留法勤工俭学的领导，使之规模有更大的发展。

1917年，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达到1700人。适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学说受到青年学子的欢迎。造就了一大批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这和蔡元培提倡的勤工俭学有直接的关联。

1919年至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达到高潮，全国各省的青年约有2000人先后分20批奔赴法国。相当数量的赴法学生未经外语补习且携款甚少，致使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安置倍感艰难。蔡元培曾致电巴黎李石曾，建议暂停派送学生。重申勤工俭学生必备条件，但留法的发展势头已非他们所能改变。同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实情，行前他夫人黄仲玉病体已重，延请法国医生诊治，病势好转。蔡元培怀着忧虑心情踏上旅途，想不到没几天传来噩耗。黄夫人，少元培八九岁，却仰慕古代烈女，抱定为丈夫献身的决心，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她不慕奢华，丝毫不染上层社会妇女靡丽风习。继他夫人去世后，他的弟弟及岳父黄尔轩先后于四五月病逝。元培只身于国外，频获噩耗，无限悲伤，他仅在日记中大呼“哀哉！惜哉！”，悲不可言！

这次考察历时十个月，行程十分紧凑。他责无旁贷，要积极处理留法勤工俭学事务。此时，在华法教育会财政濒临破产的情况下，蔡元培发布两份通告，在留学生中引起巨大波澜，受到责难，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里大”勤工俭学运动，最后以惨淡收场。

周恩来认为，“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虽尽美，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张东荪认为，勤工俭学，一败至今“蔡先生不恤为人吐骂，而代人揩烂污，……不过代人受过而已”。但事已至此，回天无力。他将湖南捐款妥为转交徐特立、杨松等代表。还出面与法国劳动部门接洽，尽力安排一些学生就业。但是无济事，这只是尽力于勤工俭学运动的善后工作。蔡元培一生中，恐怕再无哪件事比此问题上受到来自青年的非难更多了、更严重了。但他能做到无怨无悔，不计荣辱，不推御责任，处理善后。

蔡元培在近10月时间里，考察了法国、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原拟访问丹麦，因遇海员罢工，未能成行。蔡元培非常重视演讲，主要的中心思想是教育救国和东西方文化结合。他访问巴黎、牛津、剑桥在内的几十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和实验室；访问了不少著名学者，如世界第一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诺贝尔获得者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世界语学者射倍尔、巴黎大学校长埃贝尔，柏林大学校长赛弗尔等人。他的欧美之行，使中国教育界与各先进国家建立高层次的联系，这对二三十年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1923年蔡元培，携家人再次赴欧，他往来于比、法两国之间，襄助李石曾、吴稚晖办理里昂中法大学及华法教育事宜。同时他重操旧业，着手编译《简明哲学纲要》，同先前一样与商务印书馆约定的惯例，预领稿酬用以维持举家旅欧费用。1924年，他受英国学人之约，赶赴英国伦敦，游学英国政府和各界人士力促将退还的庚子赔款用于发展中国文化事业。此次旅欧二年半时间，1926年初返回国内。

蔡元培一生不乏高官显位，但又不失书生本色。他一生奔走国事，一生不断求学，一生不断著述，一生两袖清风。到70岁时，还没有一所自己的住宅。他在香港养病的最后日子里，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不忘为抗日救亡做贡献。他视为“百年大计”的中央研究院的人事安排事宜也非常关切，为发展科学技术，奠定我国现代科技事业发展，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蔡元培的秘书兼家庭教师余天民曾说：蔡先生晚年多病，与营养不佳有关。蔡元培有限的公职收入越来越难以抵付因兑港币及物价上扬而骤然增多的支出。有时，甚至出现难以维持生计的拮据局面。1940年2月过旧历年时，蔡元培出于无奈，向同在香港的老朋友王云五请求过经济上的援助。同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起床时，忽觉头晕目眩，遂摔倒在地，口中吐血不止。住院后虽经悉心救治无效，于5日上午9时45分，一代宗师离开了人间。

陈寅恪：没拿过一张文凭的大师

中国近代史上有怎么一个人：傅斯年对他这样评介：“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一人而已！”；梁启超对他这样介绍：启超也算著作等身，可是百万字的著作还比不上先生寥寥几百字的价值；胡适说：以先生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懂的恐怕寥寥无几；吴宓说：先生是最博学之人。

陈寅恪，字鹤寿，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

陈寅恪，1910年开始旅欧求学，前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政治学院学习。1914年一战爆发，返回中国。后来他数度到海外游学，也重返欧洲，前后长达十多年，足迹遍及日本欧美等地。他始终以游学为主，他只关心吸收自己需要的知识，不重视文凭。他只接受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接受各种文明的洗礼，沉淀融汇，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从西方学习归来，但他没有生搬硬套欧美的学问路数。

陈寅恪，在民国学术界享有盛名，是有传奇性的一位没有文凭的大师。其实他幼年时学习四书五经之外，同时学习算术、地理等知识。有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已随留日朋友学习日文。这说明他有强烈接受新知识的欲望。

陈怀宇在《在西方人眼中发现陈寅恪》文中载：“陈寅恪算是民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者，他专心著述，潜心研究，除了学术论文和笔记外，很少会就时政、社会现象等问题写文章。换句话说，他是一位纯粹学者，不为社会民间潮流所动，也不主动介入政治纷争。这不代表陈寅恪对现实世界没有自己的观点，相反、从家人、朋友的回忆看、他对民国政府、时事要闻、也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没有把学术生命耗费在结交达官贵人或是野心从政上。他有他自己的学术关怀，也将自己的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上面去，他最后的成功与这种专注分不开的。”

陈寅恪1 2 岁时， 被父亲送到日本留学， 入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患足疾辍学回国治疗。后就读大学预科学校的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在这里，他苦学德语和法语。1910年，他考取官费踏上了欧洲游学之旅。家境富裕的他，却能坚持省吃俭用，每天吃干面包，穿破衣服，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书。求学十六年，行数万里路，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院等世界一流名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勒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但一直到游学结束，他没有拿到一张文凭，因为他的目的是知识，不是文凭。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学”。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

因为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和独步千古的新妙之见，陈寅恪的学术影响很快誉满北平，一时盛况空前。他授课时，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等经常前来听课，远在城内的北大师生也成群结队，纷至沓来，跑到郊外的清华园来“作客旁听”。北大学生见自己老师也来当学生，遂称陈寅恪为“太老师”，意为“教授的教授”。

1937卢沟桥事变后，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忧愤病发，拒不服药而死。他父亲为民族存亡而忧郁惨死的情景，时时萦绕脑海，更决定了他与日寇势不两立的决心。后来，陈寅恪在因居香港的日子，一家人宁愿饿食，也不接受日寇所谓的“资助”，坚决不吃日军面粉。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学院教授陈君葆曾在日记中记录陈寅恪当时境况：“1942年4月21日，我让学校图书馆刘、孙两职员，携米16斤罐头七罐予陈寅恪，他们
回来报告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1941年，时任国立西南大学教授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于研究员职称，并受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聘书，请其赴牛津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年来首次聘请一位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陈寅恪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双目失明已成定局。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

陈寅恪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在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邀请他去台湾的提议。新中国成立后，他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最使他伤心的是他多年珍藏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因心力衰竭与世长辞。

陈寅恪一生，精神之独立，自由之思想，自居“少数派”，不随波逐流。对当今社会依然极具现实的意义和教化价值。

何鲁：把现代数学引入中国

何鲁，字奎垣，笔名云查，1894年3月23日生，四川广安人。曾任暨南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安徽大学校长。他是将现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之一，曾破解三大数学难题而蜚声海内外。

1904年，10岁的何鲁投考成都机器学堂。主考官见他虽然稚气未脱，却聪颖过人，准其报考。当场命题后，他略加思索，挥笔疾书，顷刻成篇。交卷时，主考官有意再考他一下，问道：读过何书？何鲁答：《左传》。又问：能属对否？何鲁再答：可。主考随口说了“志气向上”四字，何鲁立刻应道：读书为高。主考又道：十岁能文。对以“三年毕业”。主考见他才思敏捷，就再出一道深奥难对的题目以考之，说：“童子鸿不因人热。”何鲁对这段典故十分熟悉，立即对道：“学生鲁当以扬名。”主考官不禁颔首赞道：“此神童也。”因此何鲁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三年时间里，期期获得优秀奖，享受免费待遇，毕业后被保送入南洋公学。

1912年初，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张继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 留法俭学会”，鼓励青年人以低廉的费用赴法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后又在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创办了留法俭学会预备学堂。何鲁离开清华成为该校第一批学生。经过近半年的学习，何鲁和其妻弟朱广儒、朱广才，同时成为我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前往法国里昂深造，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中法两国中等教育体制和教学内容不同，造成的数理基础方面的差距，加上语言上的障碍，初到法国的何鲁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遇到了重重困难。课堂上常常有中国和日本留学生因回答不出教师的提问而被“挂起”（站立）。为了促使中日留学生赶上功课，有一次春假时，相对论课程的教授要求他们不去春游，他们都要留下补习功课。这件事深深刺伤了何鲁的自尊心，他决心要争这口气。整个春假期间，他拼命补法语，查资料，赶功课。春假过后，何鲁对教授在课堂上的提问对答如流，使教授暗暗吃惊，怀疑他过去是不是假装不懂。何鲁只好以实情相告，教授知道其中原委后，改变了对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多次当众称赞这位中国留学生。何鲁是第一个考取法国理科的中国人，他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终获数学硕士学位。

1919年从法国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数学。他教的是法国高中数学课本，但学生听不懂，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只有一个严济慈。何鲁对严济慈说，既然只你一个人听，就到我家上课。从此以后，严济慈就到老师家上课，深得老师的喜爱，并与之结下深厚的友谊。成绩优异的严济慈一毕业，就被何鲁推荐去法国深造。家境贫寒的严济慈承担不起高昂的费用，当时何鲁的妻子正在生病，他仍然答应资助严济
慈在法国留学的全部费用。

1938年华罗庚任教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完成巨著《堆垒素数论》。这部20世纪数论经典著作原稿送到中央研究院，无人能审，连原稿亦丢失了。后送教育部，交由何鲁主审。时正值盛夏，何鲁冒着酷暑，躲在重庆一幢小楼上挥汗审勘。审阅中不时击案叫绝，一再对人说：“此天才也！”阅后不仅长篇作序，还利用部聘教授之声誉，坚持给华罗庚授予数学奖。1941年华罗庚终于成为国民政府第一位数学奖的获得者。

何鲁还亲自参加中学数学教科书的撰写工作。1923年编著出版了《 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代数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主要内容为代数之基本运算、代数推广之方法、分析之基本概念和代数之本身问题四个篇章。1924年又经中国科学社出版《高中代数学》。这些教科书是我国数学教育由仿效日本转向仿效美国后，由中国学者自编教材的尝试。

除编纂教科书以外，何鲁还撰写各种数学书籍，介绍西方数学知识。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学丛书”的《行列式详论》《虚数详论》《二次方程式详论》《初等代数倚数变迹》以及《变分法》《微分学》等。何鲁的著作内容翔实，论理严谨，深入浅出，为数学读物中不可多得之珍品。其《虚数详论》序曰：“纯粹数学入室之功。在能逐处推广。虚数者，推广代数运算符号之一也。该书“读例”曰：是书凡分五章。一二章为虚数索原及其运算。用别形所得慕氏公式，致用最广。其论形数则为图解杂数运算张本。第三章推广三角公式。第四章论三次方程式。末章论二项方程式。于n次单位根演论极详。为近修大代数三角学所不及。”这本60余年前的作品，至今读起来仍使读者兴趣盎然。何鲁的著作为西方近代数学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

据沈卫威《民国教授三大名誉》一文中介绍：“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行《教育部设置部聘教授办法》，实行“部聘教授”制度。1942年8月，全国大学有30位教授被遴选为第一批部聘教授。”何鲁是部聘教授之一，此外他还是一位十分注意发现和选拔数学人才的伯乐。

何鲁擅长书法。他在其砚台上铭刻铭词：“终日相携，形影不离。子不弃我，如式佩。”1954年，年已花甲的何鲁在学俄语时，逐日把一本俄文日历译成中文，再用朱墨蝇头小楷抄录下来。字迹工整、清丽，一字未改，一笔不苟。何鲁的书法先学颜、柳，后习欧、王，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楷书既有欧体的锐利俊丽，又融合了“二王”的笔意，还有汉碑的特色。据说何鲁的书法传到东邻日本，颇受日本书法界的赞誉。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就很推举何鲁的书法艺术，曾盛情邀请何鲁率书法代表团访问日本。可惜由于何鲁辞世未能成行，可谓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件憾事。

解放后，何鲁曾任西南行证公署文委主任。1956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调北师大数学系任教。后又调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工作。“文革”中，和千百万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一样，难逃厄运，惨遭迫害。1973年9月13日，79岁高龄的何鲁在书房伏案工作，突然心肌梗死发作，手中紧握的笔尚未放下，便倒在了书桌旁，匆匆走完了79年的人生旅途。参考文献：中国网：2017年6月7日，杜承南。百度：源自高希尧。

吴玉章：拓展教育事业，推动“勤工俭学”

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中国民主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家、语言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

吴玉章自幼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准备东渡日本，当船过三峡时，吴玉章触景生情，感慨赋诗“不辞艰险出蘷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吴玉章到了日本后，他拥护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主张，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踏上革命的道路。

1905年加入同盟会，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成为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回国后，发起共进会，参与策划广州起义，领导四川保路运动，发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

辛亥革命后，出任参议员、孙中山的总统府秘书，帮助孙中山先生建政。袁世凯篡国，向国民党人举起了屠刀。孙中山决计兴兵讨袁。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上海，想把曾经归向革命，又叛变的肇和军舰炸掉或者拖过来，以挽救革命。计划末能成功，袁世凯对他下通缉令。

1913年末，吴玉章被迫流亡法国。他坐的是日本轮船，在船上度过了1914年元旦。元旦那天，轮船上挂的万国旗中没有中国国旗。他气愤极了，就动员船上的中国同胞起来斗争，结果，船长表示歉意。为了寻找革命真理，吴玉章到法国后，进了巴黎法科大学，由原来学的工科改为政治经济学。他一边学习，一边继续进行反袁斗争。1916年，盛传英国将借款给袁世凯。他为此曾专程去伦敦会晤英国国会社会党议员，请其向英国国会提出不借款予袁氏，使袁氏借款未成。

在法留学期间，吴玉章想，革命时机尚未成熟，总要先为社会做些事情。当时，法国政府与北洋政府订立了华工条约，从中国招募了大批华工，为了对华工进行教育。1916年3月29日，以蔡元培，赫里欧(法国人)为正副会长，李石曾为书记，吴玉章为会计，组织了法华教育会，6月2月在法国正式成立。吴玉章说：“我非常希望吾国青年目光关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立者而力行之。在国家危急中痛自刻责，发奋为雄，以求生存于世界者也。”并以华法教育会的名义与法国政府交涉，把原来对中国工人十分不利的华工条约改订对华工比较有利的新约，其中规定中国华工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

吴玉章于1917年，带着华工新约与蔡元培一起回国希望北京政府批准。吴玉章站在时代的前沿，成为新的革命道路探索者，为组织大批学生赴法留学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他和李石曾等人参与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同年，孙中山组织护法运动，并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孙任大元帅。吴玉章于1918年参加了军政府的工作。后来，军政府依靠的南方小军阀与北洋军阀勾结，排挤孙中山，孙中山愤而离粤返沪。吴玉章认为孙中山不脱离军政府比较有利，便专程去上海，劝孙中山到职，以便团结革命力量，挽救局势。当时孙中山正生病卧床，夫人宋庆龄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在病榻前向孙中山谈了他的想法后，孙为他的到来和建议，感动得流了眼泪。

吴玉章既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教育家。他始终认为教育应当作为立国之本，早年就曾撰写《劝游学书》以动员国内更多的人去日本留学，还参加和组织了留法预备学校的工作，他说：“我们希望在这个动乱的环境中培养出一些人才”，从法国回国后，他在北京一起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于是选了两千多名学生留学法国，其中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留法学生，后来都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培养革命人才，吴玉史册。这些年轻有为的学生，他们和吴玉章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寻找到了真理和希望。

吴玉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创办重庆中法大学。后奉党派遣从事统战工作参加北伐。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毕业后，曾在海参崴远东工人列宁主义学校、苏联科学研究院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部任职，同时研究中国文字拼音方案。

1935年11月，吴玉章被派到巴黎主办《救国时报》。1938年4月回国，抵达重庆。在抗日战争烽烟中，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陕北公学，专门培养抗战人才，吴玉章深以为然并积极为其奔走筹备，对如何办好陕北公学提了许多好意见。而他自己则前往欧洲，在《救国时报》的文化阵地上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领导了国际上关于抗日的舆论战争。一九三八年吴玉章回国参加民族抗战，被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以花甲之龄为国培养各类人才。他和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被尊为延安五老。

1940年1月15日，党中央为了表彰吴玉章的革命功绩，为他补办了六十寿辰（本是1938年12月30日）的庆祝大会。中共中央发了贺词，毛泽东亲临致词称赞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代表赴渝出席政协会议。次年兼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建国，同反动势力作坚决斗争。

1948年任华北大学（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1949年吴玉章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任中央人民府委员，出席了开国大典。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正式组建，吴玉章担任校长长达17年，桃李遍末下，为人民大学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兼任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全国教育工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普及协会等职务。1960年，82岁的吴玉章写下子这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到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即是他毕业追求真理的生动写照，也是激励后人继承和发扬他革命教育思想，推进中国教育事业的精神动力。

1966年12月12日，吴玉章在北京逝世。邓小平1983年为吴玉章塑像题词称其为：“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熊庆来：中国现代数学先驱和著名教育家

熊庆来，字迪之，中国现代数学先驱，中国函数主要开拓者之一。以“熊氏无穷数”理论载入世界数学史册。他三次远涉重洋到法国，前后十七年。他用法文撰写发表了《无穷极函数问题》等多篇论文，以其独特精辟严谨的论证获得法国数学界交口赞誉。

熊庆来，1893年，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区息宰村。四五岁开始受启蒙教育，小小年纪便满腹经纶，写得一手好字。1907年，他到云南方言学堂学习，后又升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公费派往比利时学习采矿，他学习刻苦，废寝忘食。他给父亲信中写道：“戏院、酒店、舞厅男不喜。一寸光阴一寸金，男以努力读书为要。”后来因一战爆发，1915年转赴法国攻读数学，先后就读于格勒诺布尔大学、巴黎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获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春天，熊庆来回到国内，到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和路政学校任教。同年接到南京大学校长郭秉文的聘书，任教于东南大学和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算学系。后来，清华学校改办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熊庆来创办算学系。

1931年，熊庆来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他成为唯一的中国代表。1933年，他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论文，获得法国国家理学博士学位。翌年回国，到国立清华大学任教。

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此校地处边陲，全校院系设置、师生数量赶不上当时一个学院甚至一个系的规模，处境艰难。熊校长发奋图强，高瞻远瞩，延揽人才，大胆启用青年才俊。通过诚聘和开设讲座等形式，因此有了很好的人才支撑和师资基础，终于迎来云大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他上书教育部，最终云南大学晋升为国立大学。1949年，云南大学被英国《简明不大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十五所最具影
响力的大学之一。

熊庆来向来以“伯乐”著称，他从事教育事业开始，就把培育人才就做为头等大事。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也曾得到熊庆来的资助，得以顺利到法国留学。为接济严济慈，熊庆来不惜典当了自己御寒的皮袍子，帮助解决留学经费问题。他爱才如命，激励后进踏在自己的肩膀上，攀越了另一座数学的高峰。

1930年年仅二十岁的华罗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名为《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的文章，熊庆来发现华罗庚是一个数学人才。当他了解到华罗庚的境况，只有初中学历，通过艰难自学经历后，就把他请到北京清华大学，安排在数学系图书馆任助理，破格任助教工作，1935年正式成为讲师。一年后，华罗庚被清华大学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年轻的华罗庚论文不断发表，在数学界名声鹊起，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数学家。

1937年，熊庆来提名年青数学讲师李国平，任中华教育基金会研究员，派赴法国巴黎大学庞加莱(Poincaré)研究所工作，后来成了著名数学教授。

1949初，教育部解散了云南大学，撤销了他校长的职务。委任他赴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会后留在巴黎做研究工作。次年，患脑溢血引起半身瘫痪。病后，他只能用左手用笔重新写字，并继续研究从事函数论。1956年，他完成撰写《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一书，此书后来列为法国数学丛书之一。在法国居住期间，台湾当局陈立夫亲自到他的住所，邀请他到台湾原子能研究所附设的大学当教务长，被他断然拒绝。

同年，华罗庚致函转达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毅然接受，表示：“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

1957年6月回到北京，此时“反右”已经开始。他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的8年中，他撰写发表了20篇科学论文，占毕生50余篇论文的40%，另外指导研究生发表了20余篇论文。同时，培养出杨乐、张广厚等国内外知名的数学家。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熊华(罗庚)黑线”，遭到批斗。1969年2月3日深夜，在北国白雪寒风中含冤去世。当时还是“专政对象”的严济慈，不顾政治上的风险，向革命委员会提出申请去吊唁，等到批准后，他匆匆赶到火葬场，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会，在一大堆尸体中找到了恩师熊庆来。

粉碎“四人帮”后，国务院为他平了反。追悼会上，华罗庚写了一首《哭迪师》(熊庆来，字迪之)的诗句“恶莫恶于除根计，痛莫痛于不敢啼”，来表达当时的真实感受。

参考文献
《传记文学》，“熊庆来：中国近代数学创始者”，作者张维，2007年第五期。

郑毓秀：第一个法国华人女博士

郑毓秀生于1891年，广东省宝安县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任职北京，她在北京长大。幼年学习儒学，四书五经，后来到天津教会崇实女子学校念书。光绪33年(1907年)，她随姐姐到日本留学，她接受了孙中山先生反清革命思想的熏陶。次年，经廖仲恺介绍加入同盟会。

郑毓秀个性倔强，反对封建保守制度，争取妇女基本权利。1911年从日本归来后，曾参与推翻满清的斗争，担任暗杀清廷要人的联络职务。郑毓秀曾两次参与了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第一次，1912年1月15日，刺杀袁世凯的运动，不料刺袁不遂，大批军警赶到出事地点，当场逮捕了张先培、黄子萌等十余人。郑毓秀在现场，由于机智得以逃脱。第二次刺杀清廷顽固守旧派、革命党人死对头良弼，郑毓秀等人接受了上次教训，周密安排，刺杀良弼的行动终于成功。后因被清廷追查，避难来到法国。

1914年在索邦大学读书，改名为苏梅(Soumé)。1917年，获巴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加入法国法律协会。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胜国在巴黎开会，中国派出了陆征祥为大使的代表团，住在巴黎西郊圣克卢(Saint-Cloud)。当时日本要霸占德国战前占领的中国辽东半岛，无能的中国政府低头屈服于强权。

1919年1月18日，处理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中国作为协约国对德宣战，更有在法劳工的贡献，获得战胜国的地位，希望以此为契机收回山东的权益。中国政府派出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等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到巴黎出席和会。但是，尽管顾维钧在和会上表现出色，到了4月，形势骤生变化，由于意大利的退出，日本借机要挟，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协约国的条件，交涉失败后消息传到北京，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烈火。

6月27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留学生和侨胞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更有300多名华工和留学生奔赴巴黎西郊，包围了避居在这里的中国首席代表陆征祥的寓所，强迫他不要在合约上签字。留学生代表郑毓秀因其出色口才和外交才能，被推为代表与陆征祥谈判。此时，陆已接到北京政府示意，准备在合约上签字。郑毓秀急中生智，在花园里折了一根玫瑰枝，藏在衣袖里像一支手枪，声色俱厉地指着陆征祥说：“苟签字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与此同时，万余名华工，群情激昂地举行游行，向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紧急呼吁，要求他们拒绝出席第二天巴黎合约的签字仪式，他们警告中国代表，若在合约上签字，就像北京学生声讨卖国贼一样对待。6月28日，旅法华工和和华侨、留学生共三万多人奔走呼吁，并分别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寓所，不准他们出门，愤怒的华工们向中国代表团提出警告和威胁，如果他们有违众意，胆敢出去签约，“当捕杀之”。中国代表团终于发表一项声明说，“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在合约上签字” 。后来郑毓秀回国时，没有忘记巴黎和会时的那根玫瑰枝带回中国，并在自家客厅里悬挂多年，可见她对这次事件的重视。

留学生们公推郑毓秀、李麟玉、徐延迟为代表到中国代表团驻地请愿陈情，最终得到陆征祥大使的接见，他表示支持学生意见，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后来，中国代表团参加和会，代表们拒不签字，表现出中国人的铮铮铁骨和浩然之气。其中学生在运动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不久郑毓秀回到国内，中国的知识青年正在掀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20年，郑毓秀带领多名女学生又来到法国继续学业，她对生活有困难的女同胞，总是尽量施以援助。1925年，她以《中国立宪活动》的论文，成为第一位得到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传记作者唐冬眉在《穿越世纪苍茫——郑毓秀传》一书中说：“若干年后，郑毓秀还记得博士论文答辩的情形：她穿着一件白底蓝花的上装，衣服裁剪得体，恰到好处勾勒为中国女性柔美的身躯，耳垂上戴着一副母亲送给她的玉耳环，手腕上一对玉手镯，乌黑油亮的头发，一丝不乱紧贴在耳后，露出她宽大饱满，充满智慧的额头。冰清玉洁的装扮，体现出东方女性的优雅气质和风韵。主考官穿着红色的长袍，坐在巨大的桌子前面，郑毓秀手中拿着论文，用地道的法语宣读她的论文慨要，她微微颤抖的声音，在高耸的拱圆形天花板下发岀空洞的回声，那一刻紧张而激动。当主考宣布全票通过郑毓秀的博士论文后，她向教授们深深地弯下腰，表示她真诚的感谢。”然后她冲出教宝，扑向早在外面等待消息的学弟魏道明，高兴地喊道：“通过了！通过了！”魏道明，字伯聪，江西德化人。江西省立中学毕业后，随父亲到北京，就读于法文学堂。1919年到法国留学，1926年获巴黎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郑毓秀和魏道明在上海公共租界在开设律师事务所，她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律师。

926年，南方政府派的大学教授杨杏佛被上海当局逮捕，郑毓秀担任其辩护律师，使其获得释放。1927年4月，郑毓秀担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她和魏道明结婚。其间曾担任上海临时法院院长，兼任上海法政大学校长。

1928年，郑毓秀任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立法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次年1月指定郑毓秀和傅秉常、焦易堂、史尚宽、林彬五人组成民法起草委员会，专业水平可见一斑。她是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同年，因公务再次来到巴黎，担任国民政府驻欧特派员，负责中国和法国友好关系。同年，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骑士荣誉勋章。

1931年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上海审判庭厅长等职。1942年，其夫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成了大使夫人，协助夫君展开外交工作。1943年，陪同宋美龄访美，深谙政治的罗斯福夫人称赞郑毓秀“具有政冶头脑，不同于历任大使夫人”。1947年，她的丈夫魏道明任台湾省主席，她随夫赴台北，1948年被陈诚接替。次年郑毓秀随丈夫坐邮轮经过法国马赛，侨界知名人士钱直向为她们接风洗尘，后转道到南美乌拉圭，从此淡出政治。后来又移居巴西经商，由于不善经营，外加人脉陌生，商业失败等原因，离开巴西。

1953年移居美国，1954年，郑毓秀左臂发现癌症，被迫切除左臂，这对一世英名的郑毓秀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1959年12月16日，郑毓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去世，终年68岁。

魏道明从美国回台湾后，1964年东山再起，出任“驻日大使”，后调任“外交部长”等职务。1978年病逝台湾，终年78岁。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À suiv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