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法儒商学者 叶星球
编者按：旅法儒商学者叶星球，著述等身。倾其毕生精力，查阅考证大量详实文献，走访无数当事人，完成宏著《旅法求学与勤工俭学：1899-1995》。欧洲云网站连载发表，以飨读者。
十九世纪末年，列强辱华，国运飘摇，中国的总体国力和国际地位，已从辉煌的顶峰跌落到低谷深渊。人民苦难深重，饱受列强的欺凌，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线上。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开始觉醒。一些有识之士挣脱了锁国闭门的束缚，认清了落后贫穷挨打的根源，毅然走岀国门，寻找强国富民的办法。
中国最早留欧学生郑玛诺(1633—1673)，广东香山人。他于1645年作为中国神职培养对象随法国神甫陆德(Alexandre de Rhodes ，1591—1660)，赴罗马深造。进入耶稣会的圣安德肋学院修读。1653年入罗马公学学习，研习修辞学、逻辑学、物理、化学、音乐等课程。毕后留居罗马，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与文学。三年后，转辗赴欧洲各地学校任教。1668年返回澳门。1673年奉诏赴北京朝廷供职，不久即病逝。
1866年7月14日，清朝总督左宗棠与法国海军参将日意格(ProsperGiquel)，在法国军官德克碑(Aiguebelle)的陪同下，共同签定创建福建马尾船政局的协议。法方负责在闽江建造兵工厂，建造九艘运输舰和九艘1200吨的炮舰。同时，法方负责培训中方人员操作船舰的技术。1869年2月18日，船厂正式落成，日意格任监督12年，全权督管船政局建设。聘用来自法国的50位工程师、工长和教师，招募中国五千多名工人。将福建船政局，打造成当时全亚洲最先进的现代造船厂。船政局内还设立了船政学堂，日意格和时任法国驻福建的领事馆领事李梅(Victor Gabriel Lemaire)，共同撰写了《汉法语汇便览》，这里是首家教授西方技术和法府。学员之中有许多人，在日后成为中国的栋梁。由此，法国帮助中国从零开始，建设真正属于自己的海军。
十九世纪末年的欧洲，资本主义已相当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同时也是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批杰出的领袖级人物，也有许多现代中国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中的精英与学科的奠基者，他们的成长和磨炼都与法国有一定的联系。他们先后在法国生活一段时间，亲身体验了当时西方社会的生活，学习了西方的先进科学和革命理论，他们回到中国后，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留下了壮丽的篇章。
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
1872年8月16日，清政府派岀了首批官费幼童到美国留学。
1875年到19世纪末，清朝政府以加强海防为主旨，总共向欧洲派出了88名官费留学生。
1877年，福建船政学堂也派人到英国、法国学习驾驶制造，从此拉开了向欧洲先进国家学习的序幕。
1899年，上海朱斌侯，年仅14岁便赴法，就读于列里机械中学。1903年回国，1913年再度赴法学习飞行。
1901年，清政府明令废八股，改策论。酝酿取消科举并鼓励留洋。从此自上而下触动了中国文人延续了千年的“读经、应试、做官”的理想模式，“出洋留学”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同年8月，蔡元培应聘为上海南洋公学特班教授。在南洋公学，蔡元培还参加了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卓有成效的举措是创办了“爱国女校”，并成立了“中国教育会”等，当时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此时，西方的传教士，也有意在中国人中选择人才，培养为其所用。同时美、日及西欧英、法政府也有意通过留学生，扩大、增强其在
华的影响力。
1902年，清廷派公使孙宝琦到巴黎赴任，张静江、李石曾作为随员也到了法国。李石曾抵法后，先学军事，后改学农科，成为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张静江先读书，但他很有经商头脑，不久就下海，成了成功
的企业家。
1904年，清廷官派华南圭等到法国巴黎公益大学学习。1908年，华南圭取得工程师学位，1910年返回中国。自1913年开始，他协助詹天佑创办和主持中华工程师学会。
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走进了历史，结束了自汉朝“独尊儒术”以来，作为读书人唯一致仕的道路模式的格局。与此同时，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洋为中用，出洋留学之风日烈。同年1月，孙中山来到伦敦，随即到比利时布鲁塞尔。他召集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讨论革命救国问题，并商议了组织革命团体的具体事宜。不久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一次会议，加入革命团体的有30多人。以后相继在柏林、巴黎召
开二次会议，两地又有30多人加入革命团体。当时孙中山在留欧学界发起建立的革命团体尚未确定正式名称，只通称“革命党”三字。后来在日本建立同盟会后，这些团体统一改用“同盟会”。
根据这些资料，可以说，同盟会组织，是孙中山先生最早在欧洲留学界提出发起建立起来的革命团体。孙中山这次欧洲大陆访问，是接受当时在柏林留学的朱和中和在布鲁塞尔留学的贺子才的邀请。朱贺二人都是因为在湖北积极倡导学生运动，而被湖北当局“派出洋的激进学生”。他们分别给孙中山寄去1200马克和3000法郎，使孙中山得以如愿启程。据有关统计，孙中山这次欧陆之行，总共得到留学生如下捐助：布鲁塞尔留学生捐4000余法郎，留学生党人捐2000余法郎；柏林留学生捐2000余马克，留学生党人捐1000余马克；巴黎留学生捐1000余法郎，留学生党人捐1000余法郎。
1906年，吴稚晖从英国到法国。李石曾经张静江的介绍结识孙中山，同吴稚晖一起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加入了反清的革命团体。同年，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和“中华印字局”，出版《新世纪》周刊和《世界》画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20世纪开始后，科技救国留洋热潮叠起，由于官费留学生名额十分有限。自费留学费用浩大，一大批清贫而有志的青年，只能“望洋兴叹”。
走“勤工俭学”道路
1907年，蔡元培留学德国，他虽然留学在外却密切注视国内发生的事情，并与反清革命党人保持着畅通的联系。他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关系都相当密切。蔡元培与此三人，在同盟会改组后的国民党中享有盛誉，被人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蔡元培留德期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在法国留学。李石曾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他当时与吴张三人负责刊物，先后刊行《世界》画报和《新世纪》，宣传革命思想，而孙蔡二公（孙中山、蔡元培）则作精神呼应。”
同年，李石曾策划邀请同窗好友齐竺山，一起在巴黎西郊科隆伯创办了旅法中国人办的第一家企业“法国中国豆腐公司”，以机器新法制作豆腐。大豆营养丰富，李石曾早已有促进人类以植物廉价副食品代替肉类的庞大计划，创办豆腐公司[CASÉO-SOJAINE, 46 bis, rue Denis-Papin,COLOMBES (Seine)]，生产系列豆腐制品。齐竺山为掌柜，现在叫经理。他们从老家河北省高阳县招来40多名同乡青年，并在工厂开办夜校，让工人得以学习法文和一般科学知识。一边工作，一边读书，试行“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方法培养人才。这是探索新的路子，拉开了后来的“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
1908年，美国国会正式决定以退回部分庚子赔款吸引中国留学生留美，由此推动清末民初留学美国的热潮。
1912年初，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静江、张继、褚民谊等人，联系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其宗旨以纳最俭之费用，实现留学之目的，鼓励国内青年赴法留学。同年四月，俭学会在北京设立“留法预备学校”。指导安排有意到法国留学的学生。蔡元培给予大力的支持，教育部拨借了安定门内大方家胡同原师范学校的旧址给他们做校舍。由于蔡元培大力提倡，一些社会名流也相继表态支持。湖南、河北、山东、四川等省政府并为首批“勤工俭学”志愿者提供一定数额的资助，赴法“勤工俭学”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反响。
1913年，蔡元培再次抵法，此时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已有100多人，大多数在巴黎郊外蒙达尔纪市。李石曾在该城租了房子，一家人常住在那里。蔡元培去后，他每周给俭学会学生上一次中西学术课，大家也经常到李石曾家里碰头开会。同年，“法国地叶泊人造丝公司”（usine de soie artificielle à Dieppe），通过“巴黎豆腐公司”的经理，从中国招募了348名华工。当时最早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大部分是豆腐公司和法国人造丝厂的工人。
1914年，李石曾策划创办“中华饭店”。中华饭店坐落在巴黎第六区蒙帕纳斯大街105号，餐厅设在第一层楼（中国人说二楼），装潢古典高雅，带有高级沙龙的形式。“中华饭店”四字，是张静江先生的墨宝。餐馆经理齐竺山，他的父亲齐契亭，是李石曾的业师。大厨李二安，厨艺精湛，曾是光绪皇帝业师的厨子，跟随李石曾一起来到巴黎。中华饭店除介绍中国传统菜肴之外，致力推出豆腐系列产品：豆腐煲、麻婆豆腐、五香豆腐、油泡豆腐、生拌豆腐等特别菜。他希望通过这些菜肴，推广豆腐食品给法国民众。
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政府由巴黎迁到波尔多，这一举措使在巴黎近郊的勤工俭学中国学生深感不安，蔡元培等人旅欧生活也为战争的阴影所笼罩。李石曾就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俭学会的学生居住，又通知蔡元培一家到蒙达尔纪市会齐，然后一起到市郊暂住。战争给求学者带来忧虑，受到冲击最大的还是学生。由于学校关闭，国内的汇款难以为继，孤悬海外的学生面临困境，一些人主张辍学回国。蔡元培和
李石曾发起成立西南维持会，与当时公使胡惟德协商，对没有收到汇款的学生实行临时接济，并劝导学生以学业为重，取消回国之念。蔡元培亲自为维持会撰写了《吾侪何故而欲回国乎》的通告，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说理，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帮助学生渡过了初期的难关。
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等人参观了豆腐公司和人造丝厂“以工兼学”的情况后，认为“勤工俭学”的方法很好，遂致力推动。同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发起的“勤工俭学会”在巴黎正式成立。该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勤工俭学会”和“俭学会”，并非同一组织形式。根据蔡元培介绍，“俭学会”学生虽节俭，但所需费用数量较大，自筹旅费100元，每年食宿约500到600元，还需行装费100元，这对一般平民家庭来说是难以筹措的。“勤工俭学”的学生，其实只需100元单程赴法船票就够了，留法期间的一切费用，可以通过自己工作的报酬来解决。其性质是“半工半读”。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由于英法盟军在战场上失利，法国各方面都需要廉价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很快得到解决。1916年，中国政府与英法盟军达成协议，中国共派出了十四万华工进入法国，从事战地服务。
这些学生有了施展技能的天地，他们担当起语言上沟通、组织、帮助、教育的职责。对于法国官方也起到了安定社会的功能，早期中国留学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916年3月，由中法人士组成的“法华教育会”成立，蔡元培任中国方面的会长，李石曾任秘书长。法国方面，由巴黎大学著名教授奥拉尔任会长，里昂市国会议员穆泰任副会长，里昂市市长赫里欧任理事长。
该会宗旨是：开展华工教育，推动双向交流。正如吴玉章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所言：“目的在沟通中法两国文化，尤在便利国内许多无力出国求学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在法国留学，故发展留法勤工俭学
会，实是该会主要工作。当时因为在第一次欧洲大战期间，法国招募许多华工，故加紧华工教育，保障华工利益，也纳入该会重要工作。”该会组建以后，蔡元培、汪精卫等人联名致函中国各省当局及教育机关，
极言华工赴法利益所在，即“扩张生计，输入实业知识，改良社会”。请他们选取“体健品端、略具知识而不染恶习之青年应募赴法”。显然蔡元培、李石曾是设想通过招募华工，吸引知识青年赴欧，推动勤工俭
学，进而达到变相留学的目的。
李石曾代表法华教育会与法国劳工部签订合同，最重要的有二点，一是强调工人待遇，二是对华工实行成人教育。其合同中第11条规定：“厂家应在工人工余，组织补习班，尤重者为法国语言文字，至少于第一年内，授课一年。”
1917年李石曾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一边教书，同时为勤工俭学操劳，在蔡元培等人的帮助下，在北京建立了法华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同年，他在其家乡河北省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李石曾为了更好帮助清贫子弟有机会出洋留学，又在高阳县设立勤工俭学预备班。1917年开始招生，学校设有实习工作，直接让学生学习简单的工艺技能。李石曾又亲自和法国轮船公司交涉，将票价降到最低，最后达成协议，凡持有“法华教育会”的证件，赴法国的船票一律半价。到了法国之后，将他们安置在法国公司之外，又想办法自办公司安置就业。由于赴法学生与日俱增，心系勤工俭学的李石曾再度到法国，亲自安排学生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经济萧条，大批工人失业，许多中国留学生也无工可做，生活陷入困境。李石曾利用自己和法国官方和教育界的关系，各方奔走，解决了部分学生的实际遇到的问题。李石曾的宏伟创举，得到张静江的支持。此公为人仗义豪爽，到法国不久，就开办“法国通远公司”，从事进出口贸易，后来又在巴黎玛达肋纳.(Madeleine)街18号，经营一间古董店。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古玩古董大量廉价外流，获利颇丰。张静江受民主潮流影响，关注国内时局，支持革命。
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
为了在欧洲宣传革命思想，孙中山先生在英国，接受柏林留学生朱和中和比利时留学生贺子才的资助，到欧洲大陆访问。在开往法国的轮船上，认识了著名华商张静江。张静江其貌不扬，但一身正气。他早就仰慕孙中山先生，可惜没有见面的机会。这次船上邂逅，自有一番慷慨激昂。孙中山的人格魅力，对革命宏图的执著，深深地打动了张静江。他主动留地址给孙中山先生，并约定如果需要经费，愿资助孙中山先生
领导的革命活动。
蔡元培留德期间，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在法国。大家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第二年，他们创办了欧州第一份中文期刊《 新世纪》，宣传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共同反对清王朝。李石曾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他当时与吴张三人负责刊物，先后刊行《新世纪》和《世界》画报，宣传革命思想。值得一提的是，除杂志期刊外，还有“中华印字局”印刷厂，都由张静江出资，这是中国人在欧洲经营的第一家印刷公司。
1907年，孙中山在国内领导革命，经费严重不足。中山先生想起轮船上与张静江的奇遇，抱着一试的心情，如数收到三万法郎，革命党人，欢欣鼓舞，传为天助。1908年3月，孙中山为策划钦州武装起义，张又如数汇去一万法郎。1个月后，又为筹备云南汉口起义，张静江又一诺千金，绞尽脑汁，如数汇去五万法郎，令革命同仁，大为感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孙中山多次邀请他担任财政部长，张静江坚辞。
一战期间，中国派出了十四万劳工，他们都不懂法语，与法国人交流存在很多困难。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正好担当起中法间的沟通翻译桥梁作用，同时也使留学生与华工和华侨之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联系。
其实，法国政府也希望在中国扩大影响力，让新一代中国青年接触法国的教育和文化。1918年4月18日，法国驻中国公使柏卜(AugusteBoppe)走马上任，他积极推动两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推波助浪，成
绩卓著。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柏卜发起一项宏伟的计划，为了在中国传播法国语言和播种文化的种子，他决定协助中国学子远赴法国学习。他多次致函法国外交部部长毕勋(Stephen Pichon)，积极推动“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Mouvement Travail Études)。1919年7月，法国政府赠送500张赴法船票给留法俭学会，受到中国有志青年的热烈响应，使“勤工俭学”运动走向高潮。
柏卜拥有外交官和作家双重身份，其两部作品《阿尔巴尼亚与拿破仑》与《博斯普鲁斯的画家》受到法兰西文学院的赞誉，使其在文学艺术界也拥有一席之地。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到1920年，就有1600多名
有志青年到法国，这是勤工俭学运动的高峰期。这两年间，有四川、湖南、广东、浙江、江苏和湖北地区的1400名学生踏上了留法之路，其中就有邓小平、陈毅、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聂荣臻等人。学生的平均年龄在16至25岁之间。据统计，在1920年的1414名学生中，有498名安排到费米尼(Firminy)工厂和圣夏蒙(Saint-Chamond)的钢铁厂，阿尔费勒尔(Harfleur)和杂魁索(Le Chamond)地区的军工厂，579名安排在学校(巴黎附近、米沦和枫丹白露地区)，71名在高中，34名在专科学校。
里昂中法大学(Institut Franco-Chinois)
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德国宣战后，法国、美国、英国、日本、葡萄牙给予中国缓期偿还庚子赔款的优惠。李石曾等人提议利用这批款项用于教育，这个建议得到法国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同意中国停止支付“庚子赔款”，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提出用退还的赔款，在法国办一所大学，用于培养中国的留学生，接受法国式的教育。这个建议得到里昂大学校长儒班(Joubin)、里昂市市长及里昂医学院院长的大力支持。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它与中国传统交流历史悠久，这里还有一所专门收藏东方艺术品的博物馆。自1900年开始，里昂大学就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化课。正如当时中国政府驻法国公使陈箓所说：“选择里昂这座美丽的城市，是完全正确的。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但在中法贸易方面却首居第一。”同时，里昂市市长赫里欧(Herriot)先生也坚信中法文化交流意义非凡，前景广阔。鉴于退还赔款之事并非一朝一夕即可解决，法方提出由中法两国出部分经费，先办一所小型学校，以促使退款早日实现。李石曾将此提议报告给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总代表陆征祥，陆同意中国
政府每年出资10万法郎，法国方面也出同样的数目。双方成立建校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的具体工作，由同盟会交际部主任张继、褚民谊落实。最后择定校址在里昂市西郊山坡上一所弃用的军事建筑圣依勒内堡(fort Saint-Irénée)内，租金象征性收一个法郎。
1921年，“中法大学”成立并开始招生。该大学主要从中国招收经由中国官方甄选的学生，并给予特待生、免费生、自费生等不同待遇。同时双方成立“中法大学协会”管理学校。中国方面有蔡元培、高鲁、李石曾、褚民谊、汪精卫、吴稚晖六人；法国方面有穆泰(MariusMoutet) 、赫里欧(Édouard Herriot)、儒班(Paul Joubin)、雷宾(Lépine)、古郎(Maurice Courant)和军区司令尔如策将军。协会成立了一个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下设秘书处，法文秘书是古郎，中文秘书是褚民谊。根据学校章程规定，愿意在此校学习的中国学生，都可以参加会考。考试在中国与法国两地同时举行，教学时中法文同时举行，教学科目有英
文、数学、文学、化学等科。
早期到法国的劳工和学生回国后作了广泛的宣传，受到他们的感染，“勤工俭学”成了许多人追求的理想，并在1919年达到了高潮。当时中国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前途渺茫，促使许多青年希望另谋出路。
里昂的“中法大学”，建校之初，中国倡导者态度便非常明确，建立一所由里昂大学主管，招收已经在法“勤工俭学”的大众化学校。法华教育会也将成为其附属机构。该校将同时由中、法两国政府及工商会负责管理。
1920年初，李石曾、蔡元培先生及中国公使陈鲁先生均明确表示了这一观点：“新建学校将接纳所有已经在法的中国学生。”但是法国的法律章程严谨而复杂，建立一所大学并非易事。最后以“协会”形式以法律为基础，学校所有职位包括“协会理事会”及“学校行政管理会”均设中法双职，双方共同管理。参与建校赞助的中方大学提出了如下要求：“中法大学应该是一所高等学校；学校培养的是精英人材；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制度。”定位为高等的学府，招生人数是相当有限。至此，原先勤工俭学大众化的构想，显然是不一样的结果。1921年5月正式签字，商谈至签字历时一年半，其中双方磨合之艰难是可想而知。同年8月9日，“法国政府公报”刊登了Institut Franco-Chinois正式公告，中文称为“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
与此同时，勤工俭学的学生，密切关注着商谈进展，特别是对学校机构组织规划的不同观点忧心忡忡。国内勤工俭学的发展的势头，也使倡导者感到十分担忧，“法华教育会”曾强烈呼吁国内停止派遣学生，法国的接纳能力早呈饱和，这一担忧最终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发酵，引发了后来“里大”的抗议风暴。
抵法的学生有增无减，至1921年初人数已达2000名，其中女生60名。因法国就业不易，而生活难以为继，他们只能找一些报酬微薄的低等职位，“勤工俭学”的计划受到明显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也有些人认
为，在中国招生应聘时就受了蒙骗，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了阴影。所有的人期待能进入中法大学，隐患在慢慢发酵，引发了潜在的冲突。
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开创的勤工俭学运动持续发展，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深刻表现了中国青年们忧国忧民、强烈改革的愿望。到法国勤工俭学几乎成了进步知识青年最佳的选择。其时，适值俄国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遂为这些热血青年所欢迎和向往，形势的发展，根本无法控制。
“勤工俭学”的学生，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挣学费，必须从事各种体力劳动，要去干法国人不愿意干的重活、粗活、脏活。受到热嘲冷讽，更是家常便话，还要接受同工不同酬的待遇。但是在另方面，这也使留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法国的华侨和底层的劳动人民，在一定的程度上拉近了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1919年12月25日，第十二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蔡和森与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等50多人乘法国邮轮赴法；1920年，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踏上法兰西的土地。同年，勤工俭学生聂荣臻、何长工等人，曾经在巴黎
近郊雷诺汽车厂与五六百名华工一起工作。留学生涯，接触西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接触西方的物质文明，呼吸到西方的民主空气，从而对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状态，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
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17号小旅馆，周恩来留学时曾居住此地。1979年10月，当时的巴黎市长希拉克提议，定为历史建筑。纪念牌邀请法国雕刻家保尔·贝尔蒙多创作周恩来铜牌浮雕头像，中间中文周恩来三字是邓小平的手迹，法文简介写着：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居住于此地。
根据蒙达尔纪城市档案记载：1920年至1927年间蒙达尔纪等几个城市，对中国学生特别开放。当时这几个城市共接收几百名中国学生，并且都是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光哈金森橡胶厂就招收了二百多名中国学生到工厂里打工。
蒙达尔纪市位于巴黎南部110公里，属于卢瓦尔河谷地区，这里有运河，水巷以及131座桥，风景优美。人口仅一万六千多人，这里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第一批来到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就在这个城市普通市民家中居住和生活。可以说这里是中国留学生勤工俭学运动的发源地。这里杜吉公园是学生们经常聚会的地方，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邓小平、李维汉、李富春等名字永久地联系在一起。蔡和森和向警予在这里擦出爱情的火花，花前月下留下了浪漫的足迹，最终踏上婚姻的殿堂，他们在咖啡馆举办了自由恋爱的新式婚礼。
1921年3月，赵世炎、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前身，后改名“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1924年改为《赤光》。创办人有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邓小平、李大钊、李富春等人。邓小平蜡版刻得又快又好，而且字迹清晰，有人戏称他为“油印博士”。旅欧党团组积建立时，党团员只有30多人。1923年2月增加到72人。1924年间，
发展到200多人。可以说，法国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也正如此，历史造就了大批早期的爱国志士和风云人物，也缔造了共和国的中坚力量：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蔡和森、向警予、聂荣臻、王若飞、李维汉、陈延年、赵世炎、李富春、李立三、蔡畅等人。现代科技界的精英人物有：严济慈、钱三强、何泽慧、陈光熙、汪德昭、汪德耀、施士元、劳君展、张申府等人。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在文艺教育界的杰出人物：罗家伦、熊庆来、何鲁、何衍璿、巴金、钱锺书、冼星海、盛成、朱光潜、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刘开渠、常书鸿、傅雷、萧三、艾青、戴望舒、沈炼之、郑毓秀、苏雪林、李健吾等人。定居在法国的有：潘玉良、常玉、程抱一、赵无极、熊秉
明、李治华、朱德群等人，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非凡的成就，影响延续至今。
1919年1月18日，作为战胜方的协约国各成员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以顾维钧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取消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废除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21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但是“ 和会”在英美法三国的操纵下，最终以横蛮的态度拒绝了中国的正义要求。消息传到了国内，点燃了以蔡元培为校长的北京大学这支火炬，导致爆发了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
法国自1920年6月以后经济急剧恶化，工厂倒闭或开工不足，加上大批军人退役，勤工俭学生觅工甚难，处境窘迫，只得依靠“法华教育会”的救济。而教育会人力、物力都很有限，加上有一些工作人员处理不当，使得学生与教育会的关系日益恶化。
同年7月，正在北京的蔡元培、李石曾连发二电，嘱咐教育会将正在筹建的里昂“中法大学”经费匀出一部分以维持学生和生计。8月又派高鲁赴法处理勤工俭学的事务。高鲁到法国后即全面改组了教育办事机构——学生事务部等。但此类措施治标不治本，危机仍在恶化。
1921年1月，蔡元培在夫人重病染身的境况下，怀着沉重的心情，毅然到法国认真听取各方面的反映，相商对策。此时巴黎“华法教育会”的财政濒临破产，负债高达60余万法郎。同年2月12日，法国驻中国公使柏卜直接写信给法兰西总统求助，但无济于事，同年柏卜于任上去世，葬礼于5月1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上海法租界市委会，在5月31日决定，把租界内的一条新马路，命名为奥古斯都·柏卜路，以此表达对这位法国外交官的感激之情。同年2月，当时的中国政府也被迫终止了一切援助留法学生津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使同法国一些知名人士，联合巴黎银行签订一项贷款计划。同年成立了“赞助留
法中国青年委员会”，设法让中国留学生进入工、商、农及各行各业机构去工作，及向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派发每日6法郎的补助金。但是所筹得经费，也应付不了数量过多求助的学生。1921年9月，这项津贴行动也被迫停止了。这期间，蔡元培强忍夫人病逝的打击。他只能勉强带来一笔必须转交湖南省籍学生的捐助款，面对如此情况，蔡元培身心交瘁，也回天无力。
1921年6月，500名学生联名上书，提出“入校学习，人人有权”的要求。但是中方教育部负责人定义，中法大学为高等教育学府。1921年9月12日，官方正式宣布实行考试入学制度，从优录取。这一声明立刻遭到在法“勤工俭学”全体学生的一致反对，并决定派代表团到里昂申诉。同时他们得知国内已录取首批新生127名，近日抵达法国的消息。在法“ 勤工俭学”学生反应强烈，引发巴黎和其它城市数百名学生聚集里昂示威游行。这也是学校当时面对的棘手难题，9月21日，有120名学生到里昂组织抗议活动，各方各执己见，数日后谈判无果。9月22日，学生们被送至蒙吕克堡(fort Montluc)，又经过数日谈判，仍毫无结果。随后法
国警方介入，收回堡垒。10月13日，有104名坚持异议的学生(其中有蔡和森、向警予、陈毅、李立三等人)被带到马赛，送上了“宝勒加号”(Paul Lecat)客轮遣送回国。风波平息之后，从中国招收的新生陆续来到校园。第一批被安置读书的学生都是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所有的留学生希望进入里昂中法大学，但困难重重无法解决。至此，中国方面认为“勤工俭学”的原先构想，显然是失败了。
到了12月16日，蔡元培以“华法教育会”会长的名义发布了两份通告。第一份通告：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性质不同，是造成矛盾主要原因，因此，俭学会和勤工俭学学生应由学生自由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教育会只从旁襄助。第二份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勤工俭学的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的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于学生的经济资助维持到二月底截止。
1921年9月25日，中国招收了127名学生，其中女学生13名，还有15名在法国招考的“勤工俭学”学生，成了里昂中法大学的首届学生。
由于赞助的金额不能定期支付所造成的困难，在随后的三年中学院只招收了21名学生，其中有4名是在法国招考的。同时，学校还另外负担着40多名、在“勤工俭学”运动失败后，仍然住宿在圣依勒内堡的学生费用。
1923年至1924年，中国政府推行了另一套留学生政策，他们把赞助留学生青年委员会与早在1906年成立的法中友好协会，合并成“法中友好与赞助协会”，由该会甄选有意到法国留学的中国青年。使“勤工俭学”运动，原本向中下层青年提供留学，接受外国教育的崇高理想，画上了一个惨淡的句号。
大部分的中国青年在“勤工不能，俭学不得”的生存困境中，选择了“自愿回国”。虽然当年积极倡导勤工俭学运动的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创办了“中法大学”，在有关方面的资助下，接受被迫从法国归来的勤工俭学学生，使他们有继续有学习的机会，但是大批勤工俭学的学生回国，标志着轰轰烈烈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终结。
法国在1926年，才获得“庚子赔款”中的第一年付款。这批资金首先用于改善校舍的设施装备。这一举措下能保证教学方针的计划，使学生能在一个正常环境中学习。同年，学校实行了整顿工作，招生的条件
更加严格。尤其强调入学前的文化程度、身体状态及法语应付能力。
北京及广东大学，根据以上条件选派了前五名优秀生赴法留学。从此，里昂中法大学每年招收20多名中国的高材生。
为了彻底解决“勤工俭学”学生入学问题，1928及1929年，分别两次对他们举行特殊考试。之后，在很长的时间内，仍不断根据上述条件招收在法的学生入学。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随后人数逐年减少，最终停止。
1942年，录取了最后24名学生。
1946年为最后大学注册年度。
1922年至1946年，共招收了473名学生，其中51名女性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广东、河北、江苏、湖南、四川、福建、河南、安徽、湖北、山东、辽宁、云南、甘肃。广东来的学生127人，占半数。
473名学生中，大多数通过论文答辩，获得学位而完整完成学业。
125名博士论文中，理工科及法律占了大多数，卜里（Boully）先生将所有的论文登记归类，编目成书，书中也收录了由李尘生女士整理的前中法大学历届学员名单。这份资料现藏于里昂市立图书馆中。
从1949年开始，中国再一次关上留学生出国大门。1951年后，圣依勒内堡不再接受住读学生，赞助资金断绝，招生停止。
1955年，里昂大学收回了圣依勒内堡，但“中法大学”的校名仍在原地保留，以“缅怀这一段极有成就的难忘历史，并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枯木逢春。”（这是1955年10月22日大学理事会的纪录摘要）
至此，轰轰烈烈的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的“勤工俭学”运动，尽管他们出国形式背景不同，学习领域和内容各异。但是忧国忧民之心，振兴中华之志长存。在中法交流史上，尤其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各个领域留下的丰功伟绩，也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至今，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铭记！
里昂中法交流学院重生
沉寂了30年之后，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先生执政，中国又慢慢打开了国门。在法国里昂医药学综合大学马来基教授(Pierre Mallet-Guy)和他的学生，现为云南大学医学院刘崇智教授等人，为恢复里昂中法大学，
经过多方的努力，1980年3月8日，法国政府公报宣布“里昂中法交流学院”的重生。一年后学校重新命名“里昂中法学院”。学院由法方单独负责管理，区别于当年由中、法双方主持的“里昂大学”。
1980年开始，以新的组织方式以适应今日中国的需要。新生的中法学院继承了原里昂中法大学的精神和传统，以助学金的方式，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中国学术骨干。从1980年至1999年，中法学院先后接待了198名进修生。2014年3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首站即到里昂访问，参观中法大学旧址，接见最后一届中法大学学生成员——翻译《 红楼梦》的李治华先生，并为中法大学博物馆、中国里昂关系促进
中心揭牌。今天，里昂中法学院将继续并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续写新的篇章。
2016年，蒙达尔纪市雷蒙·泰利耶街“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蒙达尔纪市火车站前邓小平广场命名开幕，成了两国之间的友谊的见证。2019年5月4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雕塑“百年丰碑”在邓小平广场举行落成典礼，中国驻法大使翟隽、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法国国民议会中法友好小组主席陈文雄、蒙达尔纪市市长等中法友好人士参加了盛会。这座大型青铜浮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赠予蒙达尔纪市政府，宽4.6米，高2.9米，重约4.5吨，作者吴为山，人物以兼工带写的表现手法，呈现出十多位老一辈勤工俭学学子的丰采采。
本书记录了从清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之间，中国的一大批热血青年莘莘学子，希望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受尽欺凌的现状。痛定思痛，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全面考察西方的政治，教育制度，寻找强国富民以道路。立志归国后用以“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办法，使中国富强起来历史风云岁月。
缅怀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开拓未来；缅怀历史，以便于珍惜两国之间的共同记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新格局之中，增进两国世代的友好关系，共同携手，发扬光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更加美好
的明天！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À suiv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