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文化】(三) 共和国的摇篮/《旅法求学与勤工俭学：1899-1995》

旅法儒商学者 叶星球

编者按：旅法儒商学者叶星球，著述等身。倾其毕生精力，查阅考证大量详实文献，走访无数当事人，完成宏著《旅法求学与勤工俭学：1899-1995》。欧洲云网站连载发表，以飨读者。

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原名邓希贤，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农村。但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档案登记出生是7月12日，可能是将农历写成阳历的原因。他参加革命后，改名邓小平。

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朝。据《邓氏家谱》载：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居广安。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受过新式教育。参加过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也叫“哥老会”曾先后参加过反洋教运动、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也曾当过广安县警卫总办，也当过本乡的乡长。邓绍昌家中大约拥有100多挑土地(5挑为一亩)，他热心于外部世界，热心于社会事务。

邓小平是邓绍昌的长子，邓绍昌按字辈的排序取名为邓先圣。刚满5岁邓先圣被父亲送到本村私塾启蒙，教书先生把名字改为邓希贤。

6岁时，邓小平结束了私塾的学习，进入协兴乡的初级小学堂念书，开始接受初步的新式教育。学堂由一所祠堂改建，当时学堂有3个班，他在2班。邓是一个勤奋好学的学生，在全学堂考试中名列前茅。1915年，11岁的邓希贤考入了广安县立高等小学堂。1918年夏天，邓高小毕业，考入广安县立中学堂读书，据说当时在广安的传教士也在这里执教。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重庆的邓绍昌得知吴玉章等人创办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写信回家，让邓小平到重庆进预备学校读书，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

邓希贤在法国

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随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的82名同学离开故土，远赴法国，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9月11日，他们在上海码头登上了“盎特莱蓬”号(André Lebon)万吨邮轮，开始了万里远航。他们经过了39个昼夜的海上颠簸，终于在10月19日抵达法国南部马赛港口，船上的中国学生列队走下船舷，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1920年10月22日，十六岁的邓小平和黄济生、邓绍圣等23名中国学生，在“法华教育会”的安排下，正式在诺曼底地区巴约中学注册，开始他在法国的求学生涯。

当时在法国能够接纳不会说法文的外国寄宿学校，只有巴约一家，学校为这批中国学生特地开辟学习法文的课程。巴约中学，上世纪六十年代改建，现名叫阿兰·沙巴梯耶中学。在校园的东侧，有一座三层楼的古老建筑，正是当年巴约校舍的旧址。现在巴约中学留有邓小平唯一的一张史料，那是一张当年学生的费用单据，上面排列着十九个中国学生的姓名，左边是外文拼音，右边是繁体汉字。第十八位是“邓希贤”（即邓小平原名），上面开列了1921年3月每个学生交纳的生活费清单。邓小平的零用开支一项总额是18.65法郎。五个月后，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中断了这批学生的财政资助，邓小平和他的同学被迫中断学业，离开巴约中学。辍学之后，邓小平经同乡介绍到克鲁梭当皮革工人，后来再到施奈德钢铁厂当轧钢工人。长达四年的“勤工”生活中，直到1926年1月离开法国，前往莫斯科。邓小平所在巴约的中学，坐落在巴黎不远的
蒙达尔纪市，是当年接纳中国留学生最多城市。

根据蒙达尔纪城市档案记载，1920年至1927年之间蒙达尔纪等几个城市，对中国学生特别开放。当时这些城市的学校招收了几百名中国学生，并且都是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哈金森橡胶厂就招收了两百多名学生在工厂工作。现在哈金森工厂依然存在，有员工约1500人。

在蒙达尔纪生活期间，邓小平结识了王若飞、郑超麟等革命青年，并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和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陈毅、李维汉、李富春等名字永久地联系在一起。蔡和森与向警予在这里擦出爱情的火花，他们在咖啡馆举办了自由恋爱的新式婚礼，一时传为佳话。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18名革命青年在布洛涅森林召开了旅欧少年共产党(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邓小平加入这个组织，开始了其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1922年至1923年，邓小平曾在橡胶工厂木鞋部当工人。当时的档案记录着：邓希贤，进厂编号5370，出生日期1904年7月12日，入厂日期1922年2月2日，离厂日期1923年3月7日，车间：鞋业部。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书中写道：“在哈金森木鞋部工作，不光是凭体力就成的，还需要相当的技巧，所以最需要机灵而受教育的工人。”上班时间一天10个小时，星期六下午休息。一般工人一天做10只鞋，而邓小平可做20多只。同年夏天，邓小平进入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机关，担任《赤光》杂志编辑，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邓小平负责刊物的刻版油印工作，他做得又快又好，大家夸奖他是位“油印博士” 。次年7月，20岁的邓小平在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邓小平和同伴从事革命活动，很快引起法国警方的注意。从1925年5月开始，警察局的档案中已出现了邓小平的名字。1926年1月8日，警方终于发出搜捕的命令。不过执行命令扑了空，邓小平等人得到了风声后，已于7日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邓小平在法国生活了5年零2个月，终于结束了这段不平凡的留学生涯。

莫斯科与蒋经国同窗

据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档案的显示：邓小平和中共欧洲局党员、中国共青团团员共17名同学，途经德国、波兰，最终于1926年1月17日到达莫斯科。邓小平他们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决定，从法国到莫斯科研究学习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安排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校为了隐密和安全考虑，给个别学生取了化名，邓小平得到了多佐罗夫的俄文姓氏。邓小平的叔父邓绍圣的化名是弗拉基米尔·尤利耶维奇·达尼利内姆，一个很长的俄国名字。

当时中国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两个月前，在莫斯科成立了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学生有国共两党的成员。邓小平来到苏联第12天就转学到中山大学。邓小平分的班级学生分为若干学习小组，邓小平在第7组。这里有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之子蒋经国，还有屈武、谷正鼎等人。蒋经国与邓小平个子都不高，站队时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

邓小平来莫斯科是为了学习“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当年苏联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宗旨，新经济政策在莫斯科和整个苏联星火燎原般地发展。国家经济全面开花，市场上商品丰富，品种繁多，商店、饭馆、咖啡店随处可见。1927年1月12日，邓小平从中山大学退学，取道西伯利亚返回中国，至此结束了在莫斯科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涯。回国后，开启其波澜壮阔的人生。

1997年5月16日，法国总统希拉克访问中国，向江泽民主席赠送了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工作的工卡原件，以表达对这位伟人的缅怀。

2014年，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蒙达尔纪市将火车站前的广场命名为邓小平广场，成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见证。2016年8月27日，该市雷蒙·泰利耶街15号“中国旅法勤工俭学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上世纪初一群心怀救国救民的追求真理的青年，在蒙达尔纪的峥嵘岁月里，再次栩栩如生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2019年5月4日，由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百年丰碑》雕塑将在邓小平广场安置，这里又增加了一
处人们瞻仰的景点。

回想一百年前，十六岁的邓小平从闭塞的四川出发，在上海登上万吨邮轮到法国留学，看到了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极大地开阔了眼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应该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1975年5月12日至18日，邓小平乘专机抵达巴黎，对法国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这位曾经勤工俭学的中国革命家在几十年后又故地重游。邓小平在法国生活长达五年，对这个曾经生活和奋斗过的地方有很深的感情。他在结束访问之前，还特意购买一些法国羊角面包带回国内，分送给曾经留法的战友，可见青少年时期的记忆是如此之深刻。

邓小平推动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一国两制”的政治理念，他是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所倡导的政策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因此在1978年和1985年，他曾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核心人物。

周恩来：新中国风云人物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祖籍浙江绍兴。1898年生于江苏淮安，一个正处在破落封建仕宦之家。父亲周贻能，曾在山阳县衙当过差，后来在武汉等地教书。周恩来在家中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其亲生母亲万氏与嗣母陈氏，都不幸因病早逝。八婶母杨氏成了他的监护人，加上乳母蒋江氏。共有四位母亲给了周恩来不同的思想影响。生母万氏，她父亲是师爷出身，在清河县当了30年知县。她略懂文墨，性情开朗，是周恩来待人接物的引导者；嗣母陈氏，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擅长诗文书画，是他文化上的启蒙者；婶母杨氏，笃信佛教“积善积德”，在周家十分艰难的困境下，仍不忘烧香拜佛，助人为善；乳母蒋江氏，她丈夫是个裁缝，有时还当轿夫，使周恩来对底层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情感。童年教育对周恩来的成长有重要的作用。提起周恩来，人们心目中总会浮现出他忍辱负重，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形象。

周恩来曾经说：“我从少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一二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后来，随其伯父离开江苏故居，北上东北地区的铁岭、沈阳等地求学。1913年，赴天津私立南开中学堂（今南开中学）就读，后于南开大学肄业。早年曾短期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并为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少年共产党骨干。

巴黎周恩来“旧居”

周恩来从小怀有大志，1917年到1919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广泛阅读，寻求拯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真理。这正如他渡海时诗篇中所表达的那样：“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20年1月，周恩来在领导天津学生爱国运动中被捕。7月出狱，同年12月13日，他从上海坐法国的“波尔多斯”号邮船，行程三万余里，在法国马赛港口登陆，开始其早期探求真理的求学之旅。在留欧四年之中，他对法国及英、德、比等国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考察，对各国所走的道路和各种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确定自己人生奋斗目标和信仰。

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住在巴黎市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街(17 rue Godefroy)的一家小旅馆。周恩来住在二楼16号房间，面积不到十平方米。这时有一块纪念浮雕像牌，镶嵌在二层楼的墙壁上。后来由于原旅馆年代久远无法修复，当局批准在原址重建新旅馆，现在纪念牌衬托在一块大理石上，镶嵌在离地面三米左右的临街外墙上。

据在里昂“中法大学”学习过五年的李治华先生介绍说，“周恩来当年兼任《天津益世报》的驻欧记者。曾发表过两篇有关中法大学的报道：《留法勤工俭学的大波澜》、《勤工俭学在法国的最后命运》。”周恩来曾居住过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小旅馆，1979年10月，法国政府根据当时巴黎市长希拉克的提议，决定将周恩来在巴黎留学的旧居定为历史建筑。

法国的已故著名雕刻家保罗·贝尔蒙多应邀为旧居纪念牌创作周恩来青铜浮雕头像。头像镶嵌在长方形的墨绿色大理石上，中间中文周恩来三字是邓小平的手迹，法文的简介写着：“1922年至1924年周恩来居住于此地。”雕刻家的儿子、当代影星让–保罗·贝尔蒙多介绍说：“父亲得知中国大使馆委托雕刻周恩来头像时，觉得非常自豪，那几天全家都着了中国迷。雕刻的任务非常艰巨，7日接到通知，16日就要完成，还要留两天时间给铸工翻版。当时中国使馆只有一张正面的周恩来照片，对于雕塑家而言，正面是最难处理的角度……”

我望着栩栩如生的铜牌浮雕，清晰凝练的线条，准确的造型，不禁感叹赞美：这么短时间，达到如此的艺术效果，这其中凝聚着多少艺术家的感情和心血啊！这也正是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周恩来与“花神”咖啡馆

“花神”咖啡馆，是巴黎著名三大咖啡馆之一，1865年开始营业，它以接待文化艺术界人士而闻名于世，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毕加索、萨特、布勒东还有政治人物托洛茨基都在那里喝过咖啡。除此之外咖啡馆与文学渊源颇深，甚至还有文学奖学金，同时在二楼上为得奖者保留专用座位一年。还在咖啡馆内永远陈列一只刻有得奖者名字的咖啡杯。在二十年代，年轻的周恩来也常去那里喝咖啡，写文章。店内的侍应生帕斯卡尔性格开朗，对那些热血沸腾的穷书生，充满同情，而且喜欢和他们交往。中国青年周恩来，也成了他的朋友，他很佩服这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人。为寻求真理，离乡背井，来到法国。有一段时间，周恩来的手头拮据，帕斯卡尔总是借钱接济他。

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帕斯卡尔的友情和对他的帮助。周恩来就任新中国总理之后，在日理万机之中，也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曾多次寄去中国香烟和茶叶给帕斯卡尔，帕斯卡尔每次总是分给同事品尝分享。花神咖啡馆一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知道中国还有一位很重感情的总理。帕斯卡尔今已作古，但是花神咖啡馆一直到现在，还传扬着他与中国总理交还的故事。花神咖啡馆，现在是属于巴黎文化遗址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的盾形金属牌上，清晰刻着周恩来的名字。

1924年秋从法国回国，在国共合作期间任广东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等职，并先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常务委员兼军事部长，两次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

周恩来是新中国和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1949年开始至1976年任国务院总理。1949年至1958年兼任外交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非常困难的处境中，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勉力维持国民经济建设；为保护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恢复和落实党和国家的政策，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挫败林彪、江青集团种种分裂和夺权阴谋活动中，起到了控制和稳定局势的重要作用。他为开拓外交新局面，实现中美缓和、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出了卓越贡献。

周恩来是一位很有魅力的政治人物，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这样评介：“周恩来是我60年来公职生涯中遇到的最有魅力的人。他能以超人的智慧和能力压倒谈判对手，能凭直觉猜到对方的心理活动。他把毛泽东的远大理想化为具体计划。同时，他还因为给毛泽东过激之处降温——至少是在毛泽东满腔豪情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这么做——而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感激。”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中。

参考文献
华夏经纬网，“周恩来与他四位母亲”，2013年10月30日，来源《今晚报》，转自《新华网》，责任编辑黄杨。

陈毅：共和国的元帅诗人

陈毅，1901年生于四川乐至复兴场安井村。名世俊、字仲弘。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杰出军事家、诗人。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外交部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

陈毅，1918年就读于成都甲等工业学校。有一天，他在大街上看到一张招生广告，招收到法国勤工俭学预备学生，便心动了，想着回家与家人商量。法国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早在1912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就在四川发起了留法俭学会，成为许多热血青年探索救国救民的向往之地。

未满17岁的陈毅和哥哥陈孟熙考进了成都留法中学。他在学习期间，生活异常艰辛，通常穿旧衣服，早晨喝一碗粥。他总是怕自己记不住单词，通常带一个小本，每天学习到很晚才睡觉。

1919年初，学校举办选拔考试，前30名者可官费赴法，陈毅兄弟双双考中。留洋事件轰动了成都城，在夹道欢送的鞭炮声中，预备学校的学生们坐着竹轿风风光光地出了城。留学生们从成都转至重庆，然后乘轮船沿长江而下，于同年6月27日抵达上海。此时“五四运动”已爆发一个多月，陈毅听到了席卷全国的罢工罢课，拒签《凡尔赛和约》等消息，也看到了《新青年》杂志，初步领受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

8月14日，陈毅兄弟、李富春、杨持正、方镛等26人，终于登上了开往法国的“湄南号”轮船，开始了海外求学的人生苦旅。“湄南号”改自货船，正经用途是法国政府运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战俘的，还有一些是上海租界的越南兵。陈毅他们被安置在船尾的四等舱，留学生与战俘住在一起。船舱唯一的光线来自几个圆形的小舷窗，头顶上则是装牲口的货舱，舱内又闷又臭。四等舱的伙食为战俘标准，饮食差，加上风浪导致船身颠簸厉害和腥膻味弥漫整个空间，致使许多人呕吐起来。陈毅也未能幸免，后来病倒了，最后连上厕所也得有人扶着。等船进入了孟加拉港，暑热难当、情况更为危机、有的人出了毒疮、水肿。陈毅又染上脚气病，脚背和小腿都肿了起来，并逐步发展到大腿腹部，苦不堪言。

1919年10月10日，“湄南号”终于抵达法国马赛港，陈毅被背下了船，和其他几个生病的同学被送去了军队医院。一个星期后陈毅等人被转移到殖民医院，由于这里华工多，也称华工医院，这里医疗条件比较差。这期间，陈毅有机会接触到低层的华工，他们都没得到基本的人权和保障。他们干最苦的活，拿最低的报酬，稍有反抗，还会遭到处罚。两个月后陈毅才得以康复。出院之后，他们乘车来到向往的巴黎，由俭学会安排住宿，虽条件有限，但心情舒畅。1920年新春之际，他们畅游了巴黎，观赏了巴黎圣母院，登上了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

很快陈毅兄弟被安排到离巴黎一百公里的蒙达尔纪市公立中学补习年青时的陈毅 法语。陈毅极为珍惜学习机会，一有机会就找法国人聊天练口语，他还从中译本读起，阅读巴尔扎克、雨果和卢梭等法国名著。陈毅爱好文学，目标是将来攻读文学博士。

陈毅结识了蔡和森、向警予这些来得较早的湖南朋友，这些朋友为他们举办欢迎会。徐特立发表了讲话，号召全体同学努力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毅听后心中感到充满了力量。陈毅又先后又结识了赵世炎、聂荣臻等一批热血青年，大家互相勉励，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聂荣臻来自四川巴县，1919年12月9日从上海乘法国邮轮“斯芬克斯号”启程赴法。他在饱尝求学和做工艰辛的同时，也孜孜探索着国家和个人
的出路。

经过三个月的法语学习，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终于得到了工作。陈毅被分配到巴黎近郊施耐德公司的下属工作，岗位都是低级的杂工，甚至连工人都可以对他们喊来呼去，装卸、搬运、清理，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一天工资10法郎。

一天工作8个小时，干的是重体力活，工余还有煮饭，洗衣服至少要花几个小时。除睡眠之外，还要整理卫生和通信诸事。工余求学，只能是梦想！读书又没有钱，陈毅感觉到无产阶级的痛苦。

后来随着勤工俭学的学生增加，失业的同学人数也在增加，蔡和森还散发了《蒙达尔纪勤工俭学意见书》。蔡和森经常和陈毅他们一起讨论问题，陈毅赞成他的主张，开始阅读《共产主义宣言》（即《共产党宣言》）。陈毅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陈毅努力工作，三个月后被提为技术工，工资也增加了，开始有点积蓄。可惜好景不长，法国战后经济萧条，导致很多工厂大量裁员，外国工人首当其冲。此时陈毅已当上钳工，每天工资18法郎，继续怀着读书梦想的陈毅，也因勤工俭学群体遭遇而备受打击。恰此时，陈毅父亲来信，他妹妹出嫁要他寄钱办嫁妆，陈毅辛苦攒下读大学的积蓄，转眼就没了。陈毅的文学梦想也在现实中迅速破灭，没钱寸步难行。1920年冬天，陈毅加入蔡和森等组织的勤工俭学青年互助团体“工学世界社” 。该组织其实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社会主义共青团预备组织，当时的具体奋斗目标是，推动北洋政府对勤工俭学的学生窘境予以解决。

1921年2月28日，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组织领导到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活动，为勤工俭学留学生争取生存和学习的权利，陈毅也积极参加。后来，中法当局经过多次交涉，成立了“留法青年监护处”，双方各自拨付了一些经费，给不少同学安排了工作或学校。陈毅也去了日耳曼中学继续读书。

后来，中法有关知名人士，希望利用“庚子赔款”，筹办里昂中法大学。该校计划1921年9月开学，倡导者曾同意招收全部勤工俭学学生，由于人数甚多，成绩良莠不一难以实现，只能通过统考择优录取。“庚子赔款”到位也非朝夕之事，国内出资赞助的有关大学，坚持实行统考入学。在校方正式宣布实行统考入学制度，同时也传来了国内招收的学生已经启程赴法的消息后，事件在留法学生中反响强烈，迅速发酵引起轩然大波。留学生们迅速组织起来，发起了“争回里昂大学”的活动，当传来9月24日国内新生入校消息后，法国各地的学生紧急行动陆续汇集一起。蔡和森、陈毅等30余人，作为前期代表和各地赶来学生一起，人数过百，占驻了校区圣依勒内堡，反复重申要求入学的理由，并向里昂市散发传单，里昂《进步报》就根据传单内容做过报导。经过数日双方商谈未果，校方通知了法国警察，途中只有赵世炎个别同学得以逃脱，其余104人被警察押送到蒙吕克堡。

1921年10月13日法方宣布：“两国政府商定全体学生遣送回国。”罪名是“不经许可擅自入室”等项罪名，被拘学生们十分愤怒、高呼口号，表示抗议，无奈被军警牢牢看管无法活动。晚上，他们被押上四辆警车，开往里昂火车站后，转押上火车直奔马赛港。他们最终被强行遣送回国，其中有蔡和森、陈毅、李立三、陈毅等104人，除罗学瓒等27人在新加坡、香港等地上岸外，其余77人于同年10月23日抵达上海。

陈毅为首的留学生在上海发表了《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104人通告》，通过报刊、电台广泛宣传被迫遣送回国的真相。陈毅对勤工俭学一直怀有眷恋，1923年，陈毅如愿进入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党为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毅年轻时爱好文学，写过小说、诗歌与散文，也翻译过法国文学作品，是“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在战争年代他依然笔耕不断，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坚持诗歌创作，寄托自己的情怀。

陈毅曾翻译法国诗人缪塞(当时译为米塞)诗二首，发表在北京《晨报》1925年25日副刊《文学旬报》“文字旬刊”上。

歌

当娇媚的希望，
挈着我们的手腕经过，
只见她展翅飞扬，
还回头含着微笑。

人去何处？只随着心之所向。
虽燕儿游于风，
也不及这般轻快，
像人们追随着她的想象。

唉，飘荡着邪魔女呀！
你顾上你自己的路么？
难道要苍迈的命运老人，
才配有这样一个年轻的情侣！

愁

我失掉我的勇气和生趣了。
我失掉我的朋友和快乐了。
即那使我自信有天才的骄矜，
我也将她失掉了。

我曾倾服过真理，
我以为它可以做一个朋友。
待到刚一了解它时，
我又将她厌弃了。

虽然真理能够永存，
只从它那里回来的人们，
在世上，
依然全不觉醒。

若上帝发言，
便应回答他：
在世上我能享受的惟一的幸福，
便是能有几回痛哭。

青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梅岭三章

(一)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二)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死后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三)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这些诗借物咏怀，人格与时代精神相互融合，内外互动，写出那个特定年代的精神。诗句大气磅礴，将他的坚定信念和无畏无惧的胆魄表现得淋漓尽致，有一股凛然之气，读之令人感动。

“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诬陷为“二月逆流”成员，遭到严重迫害。张茜为了安慰病中的丈夫写了一首诗：“山穷水尽疑无路，栁暗花明又一村。人生征途屡危难，抗疾亦当如易看。”这让经受病痛中的陈毅有了很大的安慰，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张茜悲痛欲绝，三儿一女在灵堂上泣不成声。这期间，陈毅虽有好友周恩来极力保护，但仍然没能改变对陈毅诬蔑的事实，使陈毅备受折磨。朱德写诗哀悼陈毅：“一生为革命，盖棺方论定。重道又亲师，路线根端正。”董必武在挽陈毅诗中写道：“栋折吾忧压，伊谁继直声？”毛泽东主席最后参加了追悼会，这标志着“解放”老干部已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

诗歌是陈家子女沿袭下来的文化基因，陈小鲁在追悼会上用诗句悼念他的父亲：“五千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平生应无愧。”

他们的大儿子陈昊苏，每年10月6日都到父母灵前献上一首诗：“十年思念，梦魂长相见；冬月影，春风面。”他用父亲这种热爱的艺术形式，和父母作超时空的心灵对话。

陈毅去世后，张茜查出得了胃癌，她反而觉得非常淡定、不惊不辱的状态令人敬佩，她知道很快要追随着丈夫的脚步而去。为了延长生命，张茜决定接受治疗。因为她还有未完成之事，那就是整理丈夫生前的诗集。手术出院后，她强撑着病体整理诗集的工作，亲自审稿，这是陈毅去世前的愿望。不到一年的间里，终于编成《陈毅诗词选集》，并写下了评价中肯的序言。在那个所有文艺作品都被禁封的年代，在那个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岁月里。她为出版陈毅诗词四处奔走，这也是对正义的渴望和对邪恶的声讨，在当时却是没有结果。她告诉自己的孩子：“诗集总有一天会出版，即使我等不到，那就待交给你。”

张茜原名张春光，她与陈毅以诗歌结缘，1939年，陈毅在皖南视察工作中，她在话剧《魔窟》中演小白菜，陈毅一见钟情。他提笔写了一首诗，名为《赞春兰》：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

不久，张茜接到陈毅写给她的一首情诗：“春光照眼意如痴，愧我江南统锐师。豪情廿载今何在，输与红芳不自知。”

古诗有云：“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用这句话来形容两人的感情再合适不过了。

此后，在战争年代里虽然聚少离多，两人就只能通过诗书来传达心中的浓厚爱恋之情。历经风风雨雨，但情如坚石。

有一天深夜，陈毅思念妻子，夜难成寐，辗转反侧。于是，他披衣在书案上写下此诗；“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漏尽四更天未晓，明月知我此时情。”英雄肝胆亦柔肠，当张茜看到这首绝句后，不由得泪如泉涌。

张茜云：“君之壮志与警言，踏破山河也相随。”表达了自己对丈夫永远相伴的感情。《寄怀》一诗，“空向行云凝眸处，望穿秋水人不至。”短短两句就体现了她对陈毅将军的浓烈想念。陈毅说：“张茜是我真正的知己。”

1974年3月20日，张茜的病情加重，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去世的时候年仅52岁，就追随着丈夫而去。

我们透过一代名帅陈毅与妻子张茜的爱情佳话，足可领略到以诗传情的人间绝唱。

197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1978年夏，人民日报社内部发行了一本《陈毅诗稿》。1993年2月，由其子陈昊苏编的《陈毅诗词全集》也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聂荣臻：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奠基者

聂荣臻，生于重庆江津吴滩镇，是中国军事家、政治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为我国人民解放事业和日后国防军事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聂荣臻是十大元帅里最后辞世的，他资历深，职务多，退休晚，寿命长。他在中共党史每个重要时期，都有他的名字。特别是获得元帅称号后，还能够立下“两弹一星”的功勋，这是其他元帅都比不了的。

五四运动爆发后，我国青年迅速兴起留法勤工俭学思潮，大多数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要拯救落后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聂荣臻因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他被军阀列入“ 黑名单”，不能回校上学。

四川有大批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从1919年到1921年底，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多达492人，为全国之最。其中，又以江津县为最多，有40多人。

1919年12月9日，聂荣臻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赴法勤工俭学。他先后进入蒙达尔纪男子公学、德洛中学、胡乃尔中学读书。同时在哈金森橡胶厂、克鲁邹钢铁厂做工。赚钱、读书，积蓄花光又去工厂做工，再读书。反反复复，典型的勤工俭学生活。尽管如此，聂荣臻的“科技救国”初心如终没变。即使是“争回里昂大学”动动中，面临着蔡和森、陈毅等同学被迁送回国的困境，他仍然希望到学校读书。

1920年10月，当邓小平和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到达巴黎时，聂荣臻等人组织了欢迎会。从那天开始，这两位四川同乡便结下了非同一般的革命友谊。

1921年底，聂荣臻得到四川省政府的补助资金，从法国辗转来到比利时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学习。第二年暑期，他被录取到化学工程系。劳动大学侧重于实践，在三年制的专业学习中，学生几乎每天都要参与实习操作。至今，劳动大学实习车间里还保留着当年的车床设备。聂荣臻入学后，专心读书以期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1922年6月3日，聂荣臻给他父母信中写道：“男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

此男素报之志，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身在异国的聂荣臻，心系祖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身怀强烈的责任感！同年8月，聂荣臻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在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加入了2个月前，由中国留欧学生在法国成立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从此开始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

在劳动大学就读期间，聂荣臻寄住在学校附近一户普通居民家中，形式上如同现在的“国际交换生”。普塞尔表示，中国与比利时相隔甚远，文化差异显著，聂荣臻等中国留学生住在比利时居民家中，如此之近的距离，为他们“了解另一种生活方式和另一种处事方式”打开了一扇窗。

这时旅欧学生中在比利时只有3个中共党员：刘伯坚、熊味耕和聂荣臻。这年暑假，他放弃了在比利时沙勒罗瓦劳动大学学习的机会，来到巴黎，担任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和青年团训练部副主任，与李富春、邓小平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创办刊物《赤光》，并经常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中开展活动，组织开会、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

聂荣臻在欧洲共度过了五年多的时间，聂荣臻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实业救国论”者转变为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并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在法国他同邓小平一同参加会议，一同进行革命活动，并先后转为中共党员。此后，他们又先后被党组织派到当时的革命圣地苏联学习，先后回到祖国，直接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最前线。

留法勤工俭学对聂荣臻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曾回忆说：“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聂荣臻从苏联回国后，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直接领导政治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工作等课程。后来参加北伐战争，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直到新中国成立。

聂荣臻对科学技术的热爱，可追溯到去法国之前，少年聂荣臻在中学的第一堂实验课就是水经电解后，实现氢氧分离而能燃烧现象，他对此印象十分深刻。

新中国诞生初期，百废待兴，尖端科学一片空白；国际上，敌对势力利用经济封锁和武力对我国双重施压。为冲破封锁，提升国力，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以发展重化工业和国防事业所需
要的尖端科技为重点，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进入了开创，奠基和发展的新阶段。

1956年11月，聂荣臻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主动请缨，担任了全国科技工作的总负责人。

在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面临国防尖端项目是“上马”还是“下马”的关键时期，聂荣臻坚持认为，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必须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而且“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下去，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年逾花甲之年，聂荣臻辗转千里来到大戈壁。面对“中国人穷得五个人穿一条裤子还想搞什么导弹、原子弹？”的嘲讽，聂荣臻怒发冲冠：“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他亲自选址建起发射场，主持发射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东风一号”。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发射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对我国的核讹诈。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自己研制的第一颗氢弹，挺起了共和国的脊梁。1970年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71年第一艘核艇成功下水，开创了新中国科技史上的“黄金时代”。“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凝聚了聂荣臻的大量心血，标志着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在1966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军队两位领导干部把批判邓小平的发言稿送给聂荣臻审查。聂荣臻看后说：邓小平同志我非常熟悉，你们对他的批判这样上纲，我不同意。1975年冬，“四人帮”在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二度复出的邓小平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聂荣臻一如既往，保持着和他的良好关系。

1992年4月12日，聂荣臻自感病情严重，就对两位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老秘书说：“我的心力衰竭，恐怕很难度过这一关。因此，趁头脑还清醒，写几句话，就叫临别遗言吧。”秘书赶紧取来录音机，记下了这位元帅的“遗言”：

“我已经93岁了，寿命也算是很长的。我入党70年，从未脱离过党的岗位，始终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我虽然对党没有做过多大的贡献，但对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我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坚信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十分正确的。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我很想多看一看几十年来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喜人形势，也很想多听一听祖国科技事业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与世长辞。噩耗传来，88岁高龄的邓小平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

蔡和森、向警予：两人的“向上同盟”

蔡和森(1895—1931)，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别名和森，湖南双峰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18岁时，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在此他遇见了毛泽东，并且和他结为了挚友，还共同创办了《湘江评论》，年少的蔡和森喜爱文史，通古晓今。1918年4月，蔡和森和毛泽东一起组织创办了新民学会，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并组织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为筹备留法事宜，新民学会派蔡和森先行去北京打探，蔡到北京后与杨昌济谈话，杨昌济希望毛泽东能来北京大学，读书工作皆可。蔡和森心情急切，接连写信给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催促其来北大。蔡和森希望毛泽东在北京站稳脚跟，以图新民学会广阔的发展空间。杨昌济、蔡和森等师友尽力劝说毛泽东留在北京，一起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还有家庭方面的考量：由于母亲病重，他决定先从北京回湖南侍奉母亲，他未能成行留学之旅。

1919年12月25日，法华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二批勤工俭学生前往法国。蔡和森与他母亲葛健豪，妹妹蔡畅，还有向警予等三十多人，他们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轮。离开上海杨浦码头，一同飘洋过海，踏上了法国勤工俭学之路。好友罗章龙作送别诗一首：“雪月映西山，冰封渤海湾。围炉忻笑语，别意动燕关。徒倚双轮功，踟蹰落日阑。车书观万国，海上有书还。”带着友人的祝福与期许，蔡和森一行踏上了赴法的行程。经过了三十五天的海上颠簸，终于到达法国。

为了学习法文，他们到巴黎南郊蒙达尔纪市。蔡和森进了男子公学，他母亲葛健雄、蔡畅、向警予则一起进入女子公学。由于有母亲的悉心照顾，和森得以专心致志地“猛看猛译”马克思经典著作。在半年多时间里，他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作品。

蔡和森出生在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小官员家庭，四岁随父母回原籍湖南湘乡县，后家境日衰。向警予则成长于湖南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虽然出生经历不同，但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年代。相同的理想信念和奉献于共同的革命事业的决心，让他们两个人逐渐走到了一起。在赴法的漫长海上旅程中，两人曾多次谈心，共日探讨中国的现实和出路。蔡和森勤于思考，冷静沉稳的性格令向警予深深倾慕。不久之后，他们终于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在艰苦的法国勤工俭学岁月中，他们两人互相扶持、互相学习、打破旧规、自由恋爱，最终步入的婚姻的殿堂。

1920年6月，他们在蒙达尔纪城，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没有华丽的衣服和婚纱，但几十个勤工俭学的同学，给这间普通的平板屋增添了喜悦，热烈的祝福。他们在来法船上曾互赠诗歌，到法国后搜集起来编了一本《向上同盟》的小册子。在婚礼上，他们一起深情地朗诵了《向上同盟》中收藏的诗篇，成为一段佳话。在国内的毛泽东闻知此讯极为高兴，十分赞赏他们自由恋爱的行为，认为这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应该成为大家的榜样。这张珍贵的照片，是他们并肩坐着阅读《资本论》，表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他们结合的思想。

蔡和森曾在豆腐厂做工，没做几天就没工做了。他喜欢看书，经常一大清早就到公园去看书，拿一本字典，拿本书。公园里有一个管理员，看不懂就去问他。向警予在一个橡胶厂工作。和森的母亲除读书之外，在家做家务外还绣花，法国人很喜欢这样手工艺品。有空温习法文，向警予不厌其烦去教她，她们婆媳之间关系良好。

1921年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面临无书读、无工做、无饭吃的威胁，2月7~8日，向警予参加了勤工俭学学生争取“求学权”、“生存权”的请愿游行。还参加了进驻里昂大学的斗争，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18日，法国当局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将蔡和森、陈毅等104人驱逐回国。

此时，他的妻子向警予已经身怀六甲，她义无反顾地追随丈夫回到了祖国。因为对革命的追求，他们回国后便加入了组织，也成为了在圈内有名的“红色恋人”，在次年召开的组织大会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而妻子向警予被任命为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夫妻俩双双成为了卓越的领导人。

回国后，蔡和森担任著名的《向导》周报主编。1925年参与领导五洲反帝爱国运动，同年十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27年春天回国，中共第五届一中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8年底，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派驻莫斯科。

1931年初，蔡和森回国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三月被派往广东工作，担任中共两广省委书记。同年六月因叛徒出卖在香港被捕，随即被港英当局引渡到广州。面对国民党军警宪兵的种种酷刑，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同年八月在广州英勇就义，年仅36岁。

向警予是一个传奇人物，她在常德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结识了不少有共同志向、先进思想的同学，其中就有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当时向警予和余曼贞等七人不仅结拜成姐妹，而且还对天起誓说：“姐妹七人，誓同心愿，振奋女子志气。励志读书，男女平等，图强获胜，以达教育救国目的，为有违约，人神共弃。”

向警予会武术，文武双全，学生时武术比赛，她得了第一名，当然是业余的，她会翻跟头。向警予在长沙读完书后，回到家乡溆浦，自己办了个小学，男女生都收。向警予文笔很好，会写歌词。她的学生现在还会唱她写的校歌。

在勤工俭学期间，向警予不但与蔡和森共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与计划，同时向各方宣传，陈诉建党之急。之后向警予与周恩来、李隆郅(回国后改名李立三)在法国成立共产党，几乎与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同时建立。在有迹可循的史料里，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

他们很快有了爱情的结晶，大女儿蔡妮出生了，为纪念二人在蒙达尼（蒙达尔纪旧称）的结合，特意取名“妮妮”。1924年他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次是一个儿子，他们取名蔡博，这两个孩子的降生，被誉为是“向蔡同盟（向上同盟）”的结晶，当时流传成为一段佳话。

1925年10月，向警予受党中央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3月，她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她便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在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大部分领导同志先后转移。向警予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坚持地下斗争。在这里度过了她短暂而光辉一生中最艰苦的一年。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三德里被捕，但她始终不屈，严守共产党员的节操，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和崇高的品格。同年5月1日向警予被押赴余记里空坪刑场，终年33岁。

蔡和森惊闻向警予牺牲噩耗，悲痛不已，撰文《向警予同志传》以悼念。他在传末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文献参考
注一，《中华魂》，2020年第七期，责编曹淼，谢磊。
注二，《潇湘晨报》，2011年2月22日，《恰同学少年蔡和森、向警予》，记者刘建勇、实习生罗元。

陈延年乔年兄弟：壮志未酬身先死

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的南水关。在他6岁时，母亲高晓岚就将他送到私塾里读书，辛亥革命后，进新式学校。延年自幼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性格内向，脾气像他父亲陈独秀一样倔强，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家中人称他为“黑面武生”。

1915年，陈独秀返回上海，并开始筹办《新青年》杂志。他接到老家来信，得知延年、乔年兄弟俩的心愿，立即表示赞成，并将他们接至上海，接受更多新思想。

初到上海时，延年兄弟俩与父亲及继母高君曼同住在高塔路。然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父亲处搬出，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晚上去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半工半读。先进入同济大学学习法语，后考进复旦大学。这期间，各种思潮随着新文化运动兴起而广为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潮传播比较早，它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要政府，对一些不满和反抗反动统治的知识分子颇有影响。

陈延年兄弟，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翌年2月3日抵巴黎，进巴黎大学附设学校学习。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主编《工余》杂志。

据郑超麟“回忆陈延年乔年兄弟”文章中介绍：1922年6月，巴黎“ 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开会，郑超麟第一次见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他们和赵世炎，周恩来同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旁的小旅馆里，这旅馆是他们活动的地方。

陈延年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国性组织领导成员。此时，他已经脱离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后来一起组织“少年共产党”，任宣传部部长。

由陈延年一手策划的李鹤龄刺杀中国公使陈箓一案，这表明陈延年兄弟与蔡和森、赵世炎等人的看法己趋一致。李鹤龄当时担任著名旅法人士郑毓秀的秘书。1922年3月20日，郑毓秀在巴黎寓所庆贺生日，陈箓等人应邀出席宴会。夜半时分，陈箓及其夫人与交通委员章祜告辞先行。当他们所乘汽车发动之时，忽遭4弹射击，章祜颈部受伤。事件发生后，李鹤龄不知去向，遂被警方疑为凶犯，并在其居室内搜出子弹、手枪。翌日上午，李鹤龄自动到警察局投案，叙说了他谋刺陈箓的原因：“因为公使对于本国人失去了他应有的态度和责任，赶逐里昂百余名学生回国，所以我决意杀他。”事件发生后，在法国引起轰动，留法勤工俭学生为李鹤龄的行动拍手称快，并筹集资金请律师为他辩护。

郑超麟自从第一次大会后，常去延年兄弟的住处。延年和乔年两人同睡一张床铺，延年脱产，他是“少共”的宣传部长，编辑“少年共产党”的机关报《少年》。他亲自刻蜡纸，搞油印；乔年没有脱产，他白天到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做工，有一次，做工不少心手指被轧伤了包着胶布。郑超麟比乔年大一步，比延年大二岁。在法国时，超麟住在离巴黎120公里的蒙达尔纪，每次去巴黎，必到延年他们的住处，总是看见延年不是看稿件就是刻写蜡纸。乔年多数不在家，出去在外面做工。

1922年3月18日，陈延年、乔年兄弟，郑超麟等10人，由周恩来陪同离开法国。他们先到比利时，那时，刘伯坚和另几个人在沙鲁亚城念书，在那里住了一二天，就到德国柏林，由周恩来陪同游览柏林名胜风景区。那时德国与苏联有邦交，他们在德国办理了赴苏联的护照。4月初陈延年他们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陈延年兄弟与郑超麟他们共同生活一起，亲如兄弟。

1927年7月间暑期，他们开始陆续回国。陈延年与郑超麟一批同行，陈延年带队，郑超麟做会计，凡路上花费买东西都由郑超麟负责。他们坐火车沿西伯利亚东下到海参崴，准备坐船到上海。不料到海参崴后，找不到船，一直等了一个多月才乘船回到上海。九月下旬，到达上海，住在民国路泰安栈。第二天，陈延年把他们带到中央机关去。不久，延年在上海奉调到广东任粤区区委书记。陈延年与郑超麟感情很好，1924年底或1925年初，他从广州来上海汇报工作，一起来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但是伍廷康到上海后，延年没有了消息，大家很着急，恐怕出了什么事。在宣传部工作的张伯简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栏内看到一则广告：“马道甫兄：我已来上海，住某某地方。”著名是林木。张伯简看了广告知道马道甫(Марлотов)就是郑超麟的俄文名字，于是把延年接到宣传部郑的住处。后来延年也常来上海，都住在超麟家，二人同睡一张床。

陈延年没有结婿，他从小生过病，脸色也很不好看。但是延年工作起来精神很好，做事果断。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陈延年被同志们称为“苦行僧”，他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革命事业上。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李大钊在北京被杀害，陈延年前往上海重新组织当地共产党活动。5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6月任江苏省委书记。6月26日在山阴路恒丰里90号(原四川路施高塔路恒丰里104号)，陈延年与同志们正个开会，被国民政府军警逮捕，对他用尽酷刑。由于同时被捕的叛徒指认，陈延年的身份暴露。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但他意志钢铁般的坚强，宁死不屈。被捕后第几天，受刑之际，他不愿意跪下，刽子手将他按在地下以乱刀将他砍死，生命定格在29岁。2009年9月，陈延年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陈乔年，1902年生于安徽怀宁县，陈独秀次子。1913年，陈乔年兄弟因父亲陈独秀从事反袁革命活动受牵连，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不得不逃到怀宁乡下避难，因而无法在安庆继续求学。

1915年入上海法语补习学校学习，两年后进入震旦大学学习。1919年底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在法国一起发起成立“少年共产党”。1922年，从法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郑超麟与陈乔年接近机会较少，乔年是1925年春天或夏天离苏回国。回国后分配到北京帮助李大钊工作，具体的情况不清楚。

陈乔年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担任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北京地委）组织部长。经历了多年的异国他乡生活后，突然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陈乔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满了为国效力的激情；目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种种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又使他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陈乔年一来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满腔热情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之中。

1926年3月18日北方区委组织一万多名群众，声讨英美日等八国无理通牒中国的罪行。在陈乔年等北方区委领导人的带领下，游行示威群众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卫兵向群众开槍打死了好多人，乔年站在群众队伍的前面，被敌人刺刀刺伤胸口，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组织群众进行撤离。

1927年陈乔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5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6月起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中共中央代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被党中央调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秋，又被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8月间，陈超麟在乔年家里看到乔年母亲及其弟松年。他母亲躺在床上身体很不好，松年等人的精神也不好。乔年说他母亲直到现在，才知道延年牺牲的事。

1927年冬，他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当时，上海环境极为险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和革命力量不断遭到破坏，黄浦江上空弥漫着血雨腥风。陈乔年到上海后，不畏环境险恶，积极协同当时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王若飞开展工作。

后来乔年生病，郑超麟和罗尔农陪乔年到汉口，德国医生那里看病，诊断结果是伤寒。罗亦农用了很多钱，才把乔年的病治好。乔年后来调到上海，那时王若飞是江苏省委书记，乔年和王若飞合作得很好。乔年和爱人史静仪住在罗亦农家里，二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逢五” ，几个月后小孩不幸夭折。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陈乔年被捕。同年6月6日英勇就义，年仅26岁。牺牲前，监狱中的战友为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

陈乔年却仍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陈乔年牺牲后，郑超麟撰写悼念文章，发表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

陈乔年被杀害后，史静仪生下了遗腹女，取名陈鸿。当时时局动乱，史静仪自身难保，只得隐姓埋名，将尚在襁褓之中的女儿送到了救助革命子女的上海互济会抚养，她先后被两户人家收养，下落不明。

新中国诞生后，陈家的人一直在寻找陈鸿的下落，历经66年之后，终于在1994年，找到陈鸿的下落。她先后被两户农家收养，她的名字叫苗玉，原来陈鸿与他父亲一样参加了革命，成为新四军的一员。命运的方向改变了，不屈的基因依旧存在，一家人殊途同归，苗玉最终还是和父亲站在了同一个战壕里。1948年苗玉被调到华野10兵团当仓库管理员，随后南下参加福建战役。解放后，她在福建公安局、轻工局工作，一直到退休。

现在，苗玉跟陈家正常往来，她已经是认祖归宗了。她跟同母异父的李家姐弟，也已经相认。亲属关系上，已经确定她就是陈鸿。

陈乔年若泉下有知，定会为这位像野草一样顽强活下来的女儿感到骄傲吧！

参考文献
注一，根据郑超麟的访问记录，曾发表于《广东文史资料》第38集，后经《文史集萃》第四辑转载。及《百度百科》等有关资料撰编而成。

蔡畅：妇女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上世纪留法女学生群体中，蔡畅是蔡和森的妹妹，她母亲葛健豪，是留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当年已年过半百。她们一起到到法国求学，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她们兄妹两人，之所以有如此了不起的成就，都是源于其母亲的支持。

蔡畅母亲葛健豪是清代湘军将领的后代，并与著名将领曾国藩有着姻亲关系，在当地，葛健豪的娘家，秋瑾的婆家和曾国藩家是三大望族，这个大家庭出生的女子自小就有着刚强的个性和坚定的政见。蔡畅毕生致力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是当之无愧的妇女运动先驱和卓越的领导人。

蔡畅，原名蔡咸熙，1900年5月14日，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乡(现属双峰县)光甲堂，乳名毛妹子，是父母的第六个孩子。祖父家原有上百石地租收入，父亲因无所作为不善经营，家道败落。

1907年，女英雄秋瑾在浙江绍兴就义后，她对葛健豪的思想影响甚大，她十分钦佩秋瑾是智仁勇兼备的女子，便时常勉励自己和教育儿女要做秋瑾那种有益于社会的人。年幼的蔡畅背诵着秋瑾的诗词：“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朦胧中向往着做个秋瑾式的女英雄。

1913年底，倡导女子教育的革命思潮席卷湖南，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的消息传到永丰镇。蔡畅在她母亲教育下，幼年做家务时便开始识字，13岁时，她母亲卖掉嫁妆，带着子女到县城读书，读了一学期，由于学费没有着落，全家人只好回到永丰镇。蔡母想到家乡的女子上学是多么困难、多么不易，又不可能都跑到县城里去受教育，于是就召集子女在一起谈了想在永丰镇办一所女子学校的想法。蔡母的话得到孩子们的赞同。

蔡畅母亲在永丰镇上就挂出了“湘乡县立第二女校”的牌子。她在创办的这所女子学校里，扮演了双重身份，她平时是学校里的学生，跟随同学们一起学语文、数学等，到上音乐、体育课时，她又以学校的“ 老师”身份去教大家。由于蔡畅天资聪颖，师生反映都挺好。学校的教室是由尼姑庵改的，十分简陋。上音乐课时，由于蔡畅个子矮小，站在黑板前面看不到后面的同学，而后排的学生也望不到她们的小老师。蔡畅为了能让女孩子们集中精力，又能使自己指挥全局，就搬来一条板凳，站到凳子上教学生们唱歌。蔡畅还喜欢体育运动，在长沙体育比赛中有“泰安球王”之称。

蔡畅讲课的时候，态度十分认真，也很有耐心。这位小老师和学生们的年龄相仿，很能掌握女孩子们的心思，虽然授课经验不多，但她肯下苦功夫爱钻研，学生们听她的课非常轻松愉快。新型女子学校遭到当时封建势力的反对，开办不到三个学期，就被封闭了。蔡畅又陷于失学和失业的痛苦之中。蔡畅的父亲蔡蓉峰因为坐吃山空，经济窘迫，便想在女儿身上打主意。他看到蔡畅已出落得端庄文雅，品貌双全，便准备以五百银元聘金，将蔡畅许给一个地主家去当小媳妇。蔡畅陷入了极度忧伤和迷惘的情绪之中，她寻思着以后的出路，蔡畅给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哥哥蔡和森写信，叙述了家里发生情况，并提出她想到长沙去躲避的意见。不久，哥哥回信支持妹妹出走的举动。

1915年初，蔡畅在母亲的帮助下，瞒着蔡父离开了永丰镇。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那片令她伤心的土地。蔡畅抗婚出逃来到长沙，不久，长沙周南女校招生，她前去报考音乐体育专修科。在报名表格的姓名栏目内，端端正正地写上了自己的新名字“蔡畅”，既表达了她与命运搏斗后的舒畅心情，也反映了她渴望今后的生活道路畅通无阻的美好愿望。在长沙周南女子师范学校，她毕业后留校任教。

1919年她与向警予共同发起组织，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和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这时蔡和森的老师杨怀中先已应聘到了北京大学当教授，经他介绍，蔡和森与留法俭学会李石曾取得了联系。他母亲葛健豪通过姻亲关系向曾国藩女婿家借了600银元，一家三口到法国勤工俭学。她们是法华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二批勤工俭学学生，12月25日，葛健豪与女儿蔡畅、儿子蔡和森、还有向警予等人，他们在上海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轮，一同飘洋过海，踏上了法国勤工俭学的道路，来到马赛港口。然后，被安排到在离巴黎100公里左右的小城蒙达尔纪，这里有很多留学生，学生中最多是湖南人。

蔡和森言谈不多，除做工外，整天在读书，吸收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他们组织一个“工学世界社”，以蔡和森为代表。蔡畅经常和哥哥在一起，有时候和朋友们一起到咖啡馆喝咖啡，哥哥总是让她去结账。蔡和森是早期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蔡和森给毛泽东信中第一个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系统阐述了有关建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组织原则。

蔡畅和留学生李富春经常见面，互有好感而热恋，1923年，他们和一些同学在咖啡馆里聚会，在美酒加咖啡中结成了伴侣。当时，李富春除做工外，还在党内和邓小平一起编辑出版中共旅欧支部的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蔡畅和李富春的颇带传统色彩的婚姻生活，由葛健豪作主，以一个浪漫新式的婚礼而宣告开始的。1923年3月的一天，阳光明媚，花枝招展的巴黎，蔡畅和李富春携手走进一个半地下室的咖啡馆，想单独庆祝一下这个大喜的日子。没有想到提前得到消息的邓小平，早早地在咖啡馆恭贺。新娘新郎刚坐下，邓小平就笑着突然出现在他们跟前，一边道喜，一边嚷着要为大
哥、大姐证婚。16岁留法的邓小平，生性活泼，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当着二人快言快语地说：“怎么样，该请我吃喜糖喽！”

留学生的生活是艰苦的，由于发放的生活费有限，蔡畅一家人经常以马铃薯、空心粉、黑面包、青菜果腹度日。但蔡畅精神上是充实的。课余工余，留学生们相聚美丽的蒙达尔纪公园里，怀着忧国忧民的思想，分析国内外时势，争论救国救民之良策。蔡畅开始不大发言，常常静静地在一旁倾听，细细体味人们阐述的道理。后来，在泼辣大胆的向警予的影响下，也变得慷慨陈言、直抒胸臆。

蔡畅婚后，坚决不肯生孩子。可谁知，孩子却不期而至。她当时又气又恼，但是法国禁止堕胎，没办法，她只好用土办法，又跳又蹦又打，希望这个孩子可以没有了。可是，就这么折腾，孩子还是倔强留下了。蔡畅的母亲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她斥责李富春，又质问女儿，为什么要这样。蔡畅告诉母亲，我要革命工作，不能要孩子。蔡畅的母亲说，不要担心，孩子生下来，我照顾。就这样，李特特的外婆把她从母亲蔡畅那里救了下来。

1924年春，蔡畅生下了一个女孩，与此同时，她在产床上要求法国医生为她做了节育手术。蔡畅抱着孩子，想到这是她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竟然还差点儿被她亲手扼杀掉，不由失声痛哭起来。因为蔡畅的法文名字中有两个“T”字，所以外婆给外孙女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李特特”。说起李特特的外婆，她不仅救了特特，更是一位传奇女性，在李特特的心中，外婆比妈妈还重要。

1924年底，蔡畅和李富春按组织决定到苏联学习半年。1925年8月两人从莫斯科回国，开始投入了国内的革命斗争。她们一起同国民党左派合作参加国民革命；一起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坚持秘密斗争；一起建设革命根据地；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参加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蔡畅是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女红军，长征途中她对身边那些年轻的战士都非常亲切和关心，大家都敬称她为“蔡大姐”，在征途中条件恶劣，缺衣少食，粮食最为珍贵，看着几个女战士没有粮食吃，她就把自己省下的青稞面给她们分了吃，自己却摘野菜充饥。他们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一起开辟东北解放区；一起迎来了新中国革命的胜利。蔡畅在全世界上妇女界也享有很高的威望。

1948年11月，她到布达佩斯参加国际民主妇联大会时，曾以端庄、娴雅的风度和充满激情的演说感动了几千个与会的代表，在会上她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主席戈登夫人还盛赞她是“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代表新中国”。著名美国进步作家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在所著《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早期革命的蔡畅：自从向警予牺牲后，她就是“中国最前导的女共产党员”，“最活跃的女革命家” 。“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丽的个性。”

1949年蔡畅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妇联主席，成为公认的新中国妇女领袖，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民党元老柳亚子与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早在大革命时期共过事，友谊很深，在政协会议上与蔡畅相逢，感叹万千，当即赋诗一首赠蔡畅夫妇：“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死生流转各天涯，今日新都奠众华。记取铁肩担道义，双飞李蔡两名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富春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打成“ 二月逆流”黑干将，蔡畅也受了牵连。这一对革命夫妻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却终日忧国忧民，寝食不安。两个人都极力使自己表现平静，安慰对方，互相鼓励。1982年，蔡畅辞去在党中央的一切职务，以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蔡畅过完九十大寿不久，于1990年9月11日长眠不醒，她生前留下最后的遗言是：“丧事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

许德珩：中国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

许德珩（1890年10月17日—1990年2月8日），原名许础，字楚生，男，江西九江人，中国政治家、教育家、学者，九三学社创始人，历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曾任水产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许德珩幼年聪颖，6岁随长兄在家馆启蒙。后入私塾，深得塾师赞许。十六岁到九江县城求学，同时学习英文和数学。1909年考入九江中学堂(前身为濂溪书院)，颇受杨秉笙和王恒两位曾留学日本老师的器重。后来剪去了长辫子，加入同盟会，立志改变国家的命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九江收复。许德珩以许础的名字，参加宪兵队。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参加了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任讨袁总司令，并发布讨袁檄文。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中，许德珩是著名学生领袖之一。他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五四宣言》。在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的监房里，被捕的许德珩写下了这首诗，表达了他英勇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救国自千秋。

许德珩为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10月，国民社举行集会欢送许德珩等赴法勤工俭学，陈独秀与李大钊莅临并发表讲话。陈独秀在讲话中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李大钊鼓励大家说：“鄙意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诸君本次进行，将来对于世界造福不浅。”

许德珩自1915年丧偶，便立志求学与学生运动，改名“楚僧”以示无意续婚之意。到法国后，认识了女留学生劳君展。一次与君展通信中，她把德珩的署名“楚僧”的“僧”字圈掉，写上“生”。表露了姑娘爱慕之情，此后从友情进入了爱情。许德珩从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后，考入巴黎大学，师从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理学。1924年，劳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也进入巴黎大学理科，师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德珩和君展有了进一步接触和互相了解的机会。在蔡元培的极力撮合下，于1925年，在巴黎中国饭店举行婚礼。蔡元培赠十六字写在红缎上：“爱结同心，互相互励。学术事业，勤奋无已。”徐悲鸿、刘半农、严济慈等34人到场祝贺。

许德珩的夫人劳君展，同毛泽东有着深厚的友谊。她早年在湖南周南女校读书时，即参加了毛泽东、蔡和森于1918年4月在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积极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行动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毛泽东曾在上海半淞园为她送行。

1927年春，许德珩夫妇受国内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鼓舞，酝酿回国。但君展要继续学业，于是决定德珩一人先行回国。

回国后，许德珩来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任教官，教授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史。继而应恽代英之邀到武汉，担任武汉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武汉第四中山大学教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代主任等职务。

1929年5月到1931年夏天，许德珩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社会学》《共产主义之路与工农联合》等著作并用所得的版税及劳君展在吴淞中国公学、暨南大学任教的薪水办了一所社会科学院。

1930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经邓初民介绍，许德珩参加了这个组织。同时，他还和邓初民等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本社”，意为不忘本，继续坚持与共产党合作。

1931年，许德珩应北京大学之邀，赴北平任教。1935年底，许德珩、劳君展听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物资匮乏甚至没有鞋穿。于是，他们委托中共地下党的徐冰、张晓梅把所买的三十多双布鞋、十二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设法转运到陕北送给毛泽东。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复信说：“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怀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行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抗战时期蔡畅由延安去重庆毛泽东托她带去手工制的呢料一卷，回赠许德珩、劳君展。

许德珩鲜明的反日爱国立场和行动，不容于国民党反动当局。1936年暑假，他和马叙伦等一起被北大当局无理解聘。此后，许德珩转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系执教。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在渝期间，毛泽东曾设宴款待许德珩、劳君展。分别20年后，在重庆重聚，感慨良多。许德珩向毛泽东介绍了重庆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一些人士的情况，从1944年底起，经常举行民主科学座谈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意愿。毛泽东赞赏他们的行动，勉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坚持办下去。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会议推选许德珩等16人为理事。5月12日又推选褚辅成、许德珩、潘菽等为常务理事。许德珩被选为学社理事长、主持社务活动，成为九三学社的主要的创始人。

九三学社，几十年来和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7年2月，为反对北平反动当局逮捕大批民主人士，许德珩与朱自清、张奚若、陈寅恪等发表保障宣言。5月4日，他参加北大学生的五四运动纪念晚会，鼓励学生们“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是没有出息的”。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日清晨，北平各大专院校师生齐集北大民主广场，庆祝北平解放的大喜日子。清晨5时，天还没大亮，到会群众已达万人以上。许德珩应邀在会上讲话，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满怀深情地说：“天快亮了！太阳快出来了！妖魔鬼怪快要消灭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北平的和平解放！”

许德珩作为九三学社的代表出席了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90年2月8日，许德珩在北京病逝，终年100岁。许德珩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学的先驱，其著作有《社会学讲话》、《中日关系及其现状》、《为了民主与科学》等。

参考文献
注一：中国九江网，2015年6月10日。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10月6日。
注二：《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许德珩》，来自作品集，璀璨星空，2019年10月19日。
注三：许德珩：“回忆五四运动”，中国青年网，2014年4月14日。转载，中国社会科学网，责编，王村村。根据有关资料撰编。许德珩与劳展君在巴黎

黄其兴：民主党派成员的典范

黄其兴，法国留学归来。是我国杰出的水泥专家之一。主持开发了无熟料水泥、优质耐火砖和耐火材科、新型耐热混凝土、大掺量页岩火山灰水泥、红星一型水泥速凝剂等，为我国建筑材料和石油工程材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其兴，1929年出生在越南的一个华侨家庭。父亲黄子衡是云南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富滇银行行长、利滇锡业公司经理。黄其兴7岁时，为了不受外国人的奴化教育，父亲送他回昆明老家念书，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黄其兴的家坐落在昆明市西南，名叫衡庄别墅，依山面水，南面是烟波浩渺、风帆点点的滇池。自幼聪颖好动的黄其兴，常常偷着去滇池游泳。这事终究还是被他父亲知道了，担心孩子安全的父亲大发脾气，不仅打了他，还责令他再也不许下滇池，弄得其兴痛苦不已。看到宝贝儿子这样伤心，父亲又心痛了，为了安抚儿子，答应在家里建一个游泳池。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却不见游泳池的踪影。一问才知道，原因是买不到“洋灰”。那时正值抗战初期，日本人不肯卖水泥给中国，而国产水泥又到那里去买？黄其兴到法国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攻读硅酸盐化学、水泥专业，水泥、同电、煤、钢铁一样，是一国经济实力的标志。可是，青年学子很少有人问津，这是一个又苦又累的专业。黄其兴却将此作为他一生钻研的事业。

1948年到法国留学，还没有来得及欣赏花都的繁华与浪漫，洋人歧视的目光便使他痛苦的不能入眠。一些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牌子，心中留下了耻辱的痛。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争光。他在巴黎百艺学院，这所闻名的贵族学校里，黄其兴努力勤奋。在全班学生的成绩表上，这位中国学生排名第二位！他的好学与优异的成绩，得到了世界著名化学家拉夫玛教授的青睐。

1954年，黄其兴于法国百艺学院硅酸盐化学专业毕业，获工程师学位。1954—1955年，经拉夫玛教授推荐到法国Gargenville水泥厂任见习工程师。因工作出色，仅三个月就破格提前晋升为工程师。

1955年，黄其兴满怀爱国热忱，毅然放弃在法国的优越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黄其兴豪迈地高声吟出自己的《归去来辞》：“巴黎虽美，不如回故里；巴黎虽好，非久留之地。归去来兮！”

当年法国与新中国尚未建交，他审慎周密地安排归国之行，他暗中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领取了中国留学生归国证明书，悄悄地把它缝在西服的衬里。他没有告诉朋友和工厂同事，没有带行李，他持一份法国政府发的旅行证，以到香港探亲为名，悄悄从马赛港登上邮轮启程，经过了一个月的颠簸，于5月8日抵达香港。

他回国后，与其他归国留学生一样被安排到各地去参观，一路走来，他看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建设景象。国庆节前夕，黄其兴接到了通知，邀请他出席国庆招待会，得到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他们以法语打招呼，觉得特别地亲切。

黄其兴被分配到哈尔滨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工作，“一五”期间，恢复大东北，水泥是当务之急。他先后成功主持研究了赤页岩无熟料水泥和绿叶岩无熟料水泥，协助黑龙江省和抚顺市建立了两座无熟料水泥厂，成功研制当时具有先进水平的1200℃耐热混凝土，为冶金工业提供了不定性耐火材料。

1965年，根据加速建成昆铁路建设的急需，黄其兴主持并成功完成研制水泥速凝剂的科研任务，填补了我国施工材料上的一项空白。水泥速凝剂在成昆铁路三门峡工地试用，达到了同类产品的国际先进水平。

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黄其兴出身资本家家庭，有众多的“海外关系”，又从资本主义世界回来的人，自然难逃厄运。他被戴上“特嫌”帽子，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牌子，关进“牛棚”长达14个月之久。

1976年，黄其兴随所在的研究室建制调到了天津，历任大港油田规划设计院工程师，石油部施工技术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使封闭已久的人们得以走出国门。1980年5月，正是黄其兴离开巴黎25周年之际，他做为石油部派出的代表团成员重访巴黎，得以与分别多年的亲人同学重聚。面对亲友的关切，他报喜不报忧，对那些痛苦遭遇只字不提。

1989年，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黄其兴呼吁制定一部《国旗法》。他的提案得到了国务院法制局的重视，很快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上通过，并于1990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1993年10月，法国华人社会一批年青人，成立了“法华工商联合会”。为促进中法贸易中发挥的桥梁作用，创会会长蔡长木，盛情邀请德高望重的黄其兴担任名誉长，得到黄老的大力支持。

2008年8月1日，80岁高龄的191棒火炬手黄其兴，这是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天津市传递中年龄最大的一名火炬手，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的强国之路。

黄其兴自从1957年加入九三学社后，曾任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第七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十届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天津市第六、七届委员会主委；中国侨联第四、五届副主席；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1年2月3日14时在天津逝世，终年82岁。

黄其兴相继发表了《地方轻质材料在油田建设中的应用》及多篇论文和文章，合写了我国第一部工程材料专著。合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石油工程材料专著，译著了《钻杆腐蚀原因及防腐方法》一书。

注：本文经蔡长木转黄其兴先生家属审阅，并提供黄老早期在巴黎的照片，在此表示感谢。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À suiv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