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朱元发 博士 法国政治研究会会长
开场白：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以思想领域为工作起点和终点的人。知识分子是指以思维活动为基础的人，他们参与公共领域，分享自己对各种主题的分析和观点，或捍卫价值观，一般不直接负责实际事务，并具有某种形式的权威。知识分子是现代人物，有别于在概念框架内进行思考的古代哲学家。
萨特说 : “知识分子是关心与己无关之事者！” 这意味着，知识分子自己往往不会承担错误的后果。企业家的企业可能会破产，飞机驾驶员可能会把自己和乘客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而知识分子则不同，他们可以犯错误而不受惩罚。而正是在错误的代价较低时，非理性才会找到肥沃的土壤。
法文书《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犯错？》(Pourquoi les intellectuels se trompent) 是法国年青的新锐学者萨缪尔·费图西 （Samuel Fitoussi）是一都新著。该书的出版引起了法国主流媒体世界报、费加罗报和周日报等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且看费图西著作《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犯错？》的精华所在：知识分子犯存在严重错误的倾向。在西方世界似乎存在一种共识：人民应该时时刻刻警惕知识分子，警惕他们习惯性的因循守旧，警惕他们顽固的懦弱。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犯错》的作者并不满足于重温已被广泛记录传播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沦丧问题，其初心在于通过提出以下问题来描述其无处不在的驱动力：为什么那些负责定义摡念、优化方法论，著书立说的男女知识分子比其他人更容易产生错觉，而这种错觉的集体后果有时会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为此，费图西妙笔生花，举例详实：不仅引用了著名的参考文献，如乔治·奥威尔、雷蒙德·阿隆和其精神之子让-弗朗索瓦·雷维尔等的著述，还引用了大量盎格鲁-撒克逊专门研究认知偏差的重要文献。作者颇为生动描述了：
知识分子的二大软助！
一方面，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程度上的推理障碍：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容易采取极端立场；信息越灵通，观点就可能越两极分化；资质越高，就越容易让自己相信别人的论点有失偏颇；思维越敏捷，坏信念就越有弹性，使你总能站稳脚跟，通过意识形态偏见过滤新信息，从而使其失效的能力解释了许多知识分子所擅长的艺术之一：看不清眼前的事物。殊不知，有多少成熟的知识分子、学者或记者不是沉溺于否认的乐趣之中？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犯错的代价超低。除了知识分子，所有靠思想谋生的人（作家、政治家、记者等）都会因为改变想法而损失惨重。对于一个社会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思想混为一谈的人来说，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高昂的：质疑他所坚持的政治一致性，就会威胁到他的个人舒适度，使自己遭到同行的排斥。与此同时，这也是无需顾忌的另一个原因，在知识文化圈子里，犯错的社会成本非常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这一点从许多知识分子身上可以得到证明，尽管他们在最多样化的主题上几乎什么都说过，但他们的光环依然完好无损。
评判知识分子的标准往往不是其理论的客观有效性（没有现成的经验评价标准），而是他人对其思想的看法。
这可能会产生反常的心理刺激, 奥威尔感到遗憾的是，人们并不鼓励知识分子做出最准确的预测，也不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去爱抚读者。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罪恶的快感可能是不可救药的。
如何分辨知识分子的好坏?
从经验上看，一些知识分子似乎比其他知识分子更容易出错。
例如，萨特为斯大林、毛泽东、菲德尔-卡斯特罗、波尔布特、北越辩护，在慕尼黑奥运会上为恐怖主义鼓掌，并支持伊朗革命。可以说，他比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或让-弗朗索瓦.雷维尔（Jean-François Revel）等人错得更多。另一方面，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是最早记录苏联境内所犯罪行、恐怖、清洗、饥荒等规模的人之一。多年来，他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和知识界嘲笑和蔑视的对象。当苏联的历史档案被打开时，他得到了历史的平反，并有机会在一个著名的作品集中重新出版他的作品。当被问及希望用什么书名时，他说想用的书名简单醒目：《我早就告诉过你们了，你们这些白痴》。罗伯特并没有错，不像他的批评者那样，大错特错！
什么是错误？当错误出现时，如何发现错误 ？
如果犯了错误，顾名思义，就不能算作错误。所有造成重大后果的错误最初都得到了共识的支持，或者至少得到了精英们的热情支持，他们坚信自己是在捍卫进步。
因此，我们也许应该少花点时间谴责地球是平的理论，多花点时间审视我们社会精英所珍视的信仰。纵观历史，村里的白痴从未造成过重大灾难，这一点与那些不管不顾的人不同。不幸的是，我们似乎从过去汲取了错误的教训，借鉴了对我们时代自恋的回顾性谴责，而不是对我们自己混淆谎言与真相的能力的不信任。我们错误地认为，是与非、真与假，在当下就像回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容易辨别。从这种幻觉中，我们获得了一种道德和智力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在当下使我们免于怀疑。也许正因如此，正如尼古拉斯-戈麦斯·达维拉（Nicolas Gomez Davila）所说，没有人像今天的白痴一样鄙视昨天的白痴的愚蠢。
为什么知识分子的判断失误和对事业的执着对社会的危害比其他公民的失误更大？
知识分子引领时代精神和潮流。赋予某些思想以道德权威，确立禁忌，让某些思想渗透到政治阶层、文化精英和所有那些有权力将其规范性强加于社会其他人的人身上。此外，大量研究表明，意识形态信仰会自上而下迅速传播，因为大多数公民都信任一小圈舆论领袖，并自动接受他们的判断。政治学家约翰-扎勒（John Zaller）举例说明，20 世纪意识形态的重大转变几乎可以追溯到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而普通大众的态度转变则是滞后的。如今，知识分子主要面向城市受过教育的阶层。然而，后者对我们社会的主要方向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政治和制度影响力与其在人口中的比重极不相称。
谨慎处之，换言之审查制度遗害无穷
社会采取各种手段，也就是众所周知的 “保障措施”来限制虚假信息的传播，这是一种危险的逻辑，很简单，因为我们今天认为正确的东西明天可能就不正确了。20 世纪 30 年代，以《纽约时报》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乌克兰饥荒的谣言是反共分子散布的假消息。因此，禁止虚假信息就有可能禁止对现实的描述（饥荒造成 500 万人死亡）。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将西蒙斯·莱斯（他曾对毛泽东主义中国的人道主义状况提出警告）拖入泥潭，而罗兰·巴特和菲利普·索勒斯则为文化大革命大唱赞歌。
禁止虚假信息意味着冒着禁止传播莱斯书中摘录的风险。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我们是愿意生活在一个可以表达两种对立的现实观（莱斯的现实观和巴特的现实观）（其中一种必然是错误的）的世界中，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禁止两种现实观中的一种，而冒着禁止错误的现实观的风险的世界中？第一种解决方案似乎更可取。
换句话说，允许错误自由流传，可以确保在错误达成共识的那一天，不会禁止对其提出质疑。
如果我们不能容忍听到不真实的声音，那么无论我们在哪里出错，我们都不会容忍听到真相。
《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犯错？》的精彩段落摘录：
« 共同的信念通常是为了将一个群体团结在一起，其内容则是次要的。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提高税收）可以团结一个群体，而相反的观点（认为应该降低税收）则可以团结另一个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正如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所写，那些宣称信仰进化论的人并不总是在表达一种科学观点；他们往往是在表达 “对世俗的、自由的亚文化的忠诚，而不是对宗教的、保守的亚文化的忠诚”（……）。那么，为什么坚持错误的观点能够有效地表明对所属群体的忠诚呢？因为它发出了一个信号：我对群体的忠诚胜过对现实的忠诚。(……）从这个角度来看，非理性的信念最能将群体结合在一起：它们越不靠谱，每个人就越想放弃它们，而那些不放弃它们的人就越能证明他们对群体的忠诚高于一切。（《知识分子为何犯错》，第 192-194 页）。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费图西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犯错？》不可能成为传世杰作，因为它不是什么高深理论系统的奠基石，更不是结构完整、推理严慎和举证科学的学术著作。
但是，古人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犯错？》一书颇值一读，因为时下奇葩的混沌世界里：专家知识分子横行天下，政治正确貌似压倒一切质疑，资本控制的媒体妄图全面洗脑，威权统治的土壤里仅存“ 红色好声音”的鹦鹉学舌，更有仍然停留石器时代的宗教意识形态浓厚的国家部落只允许一种教义等等。
费图西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犯错？》一书至少告诉我们一个基本道理：任何人，就连时常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假借三寸不乱之舌，自源其说的知识分子都犯错，而历史和未来才是检验理论和真理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