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文化】(四)科技界的探索者 /《旅法求学与勤工俭学：1899-1995》

旅法儒商学者 叶星球

编者按：旅法儒商学者叶星球，著述等身。倾其毕生精力，查阅考证大量详实文献，走访无数当事人，完成宏著《旅法求学与勤工俭学：1899-1995》。欧洲云网站连载发表，以飨读者。

谭熙鸿：现代第一代生物教育家

谭熙鸿(1891—1956)，是我国现代第一代生物教育家之一，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家。1919年夏，在法国图卢兹大学取得国家博物学硕士学位，翌年回国。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任教授，受命组建生物系并担任首届系主住。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首任院长，浙江理工大学校长。

谭熙鸿，字仲达。祖籍江苏吴县，出生上海。父亲谭梅卿是上海茶庄职员。

他四岁丧父，由母亲庄莲英抚养长大，小学毕业后因家贫辍学。

谭熙鸿14岁，考进上海电报局当练习生，业余自学英语和数理化知识。工作期间，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时年16岁。当年因秘密革命工作需要，转到天津电报局任译电员，成为“京津同盟会”成员，在李石曾领导下工作。推翻清朝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谭熙鸿被委任为孙中山秘书，负责电报科工作。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袁世凯。去职前召见秘书组成员，咨询他们的去向。不愿北上事袁者，经孙中山批准，由稽勋局派往欧美各国留学。史称“稽勋留学生”共有二十余人。谭熙鸿与杨杏佛、吴玉章、任鸿隽、张竞生、萧友梅、宋子文等都在其中。

1912年11月，只有小学学历的谭熙鸿赴法国学习。他报考巴黎大学学习农业科和生物学。1914年，一战爆发后，他转学到法国西南部图卢兹大学学习。图卢兹大学创办于1229年，是法国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之一。谭熙鸿通过刻苦学习获农技师文凭，1919年夏天获博物学硕士学位。

在留学法国的七年时间里，谭熙鸿和同样留法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汪精卫及其妻子陈璧君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士常有来往。其间，1913年他曾奉命归国参加二次革命。后来他还组织御侮会
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参加巴黎和会拒约运动。他还参与创办留法俭学会（即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前身）、留法学界西南维持会、世界社（中法民间文化交流组织）、华法教育会等组织，支持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7年，谭熙鸿和留学法国的南洋华侨陈纬君结婚。陈纬君的身份有些特别，她是南洋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纬君和陈璧君是同父异母的姐妹。1922年3月，陈纬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同年秋，和陈纬君同
父异母的妹妹陈淑君因陈炯明“六一六”事变而从广州来北京念书。不久，陈淑君同谭熙鸿结婚。

陈璧君和谭熙鸿原本因个性都很倔强而关系紧张。陈纬君去世后，陈璧君原以为同谭熙鸿的亲戚关系已告结束，不料陈淑君又嫁给谭熙鸿，令她颇感恼怒。陈璧君乃指使陈淑君在广州结识的男友沈某向北京
《晨报》投诉，斥“谭熙鸿无行，陈淑君无义”，接待他的《晨报》记者为孙伏园。陈淑君随即在《晨报》上申诉称，同沈某仅相识数月，“ 无婚约之予定”，“淑与仲逵结婚，纯系个人自由，双方志愿”（见1923年1月17日《晨报》）。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发表《爱情定则与陈淑君女士的研究》一文，为陈淑君辩护。由于媒体炒作，此事引起社会关注，甚至连梁启超、鲁迅等都出面关注此事。自此，谭熙鸿和陈璧君关系更加恶劣，而谭熙鸿同汪精卫也逐渐疏远。

谭熙鸿是中国著名的民办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资深社会和永久社员。1922年8月18日，由秉志、胡先骕、杨杏佛负责筹建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正式成立，由秉志任所长，谭熙鸿主持开幕典礼。次日，中国科学社社员由利通兵舰送往南通，参加中国科学社第七届年会，谭熙鸿与竺可桢、唐钺在年会上被选举为次年中国科学社的职员事务的“司选委员”。

谭熙鸿创办了浙江大学农学院并任首任院长。林垦署新成立时，他任署长，并兼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所长。他还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蚕丝改良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任经济部技
监兼经济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到上海任全国蚕丝产销协导会主任委员，主编《十年来的中国经济（1937—1946）》。他还获国民政府所颁抗日战争胜利勋章。1948年，国民政府迁往广州，谭熙鸿留在上海。国立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朱洗，任职上海时，谭熙鸿获聘为特邀研究员。

新中国成立后，谭熙鸿继续住在上海，和时任所长的朱洗来往密切，共同讨论印度蓖麻蚕遗传研究工程。中国科学院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继续聘谭熙鸿为特邀研究员。1950年夏，周恩来在接见蔡无忌（蔡元
培次子）、何尚平、李圣章等时，提出邀蔡柏龄（蔡元培三子，物理学家）从法国回中国工作，并提出邀谭熙鸿来北京工作。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顾问参事室成立，谭熙鸿来北京任该室主任。

1956年3月6日，谭熙鸿因脑溢血在北京病逝。政府在北京嘉兴寺为其举行追悼会，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部长李书诚致悼词。

参考文献
《中国科技杂志》第29卷第2期(200年)“谭熙鸿：被遗忘的北京大学生物学寻创建”，作者薛攀皋。“维基百科”等及有关文献撰编。

彭济群：早期的水利专家

彭济群(1896—1992)，字志云，辽宁铁岭人。其父彭海心曾任清太原知府、保定道。彭济群是1912年我国首批去法国留学的“俭学生”（即以后的勤工俭学生）之一，并担任俭学会总干事。在里昂大学学习建筑工程和数学，后进入巴黎建筑学校，毕业后获技师资格。并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会的工作，归国后曾在京、津两地参加西山大学和华北水利委员会的组建工作。

1912年2月，彭济群、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国民党人组织了留学俭学会。齐如山等人利用法企需要招工的机会开始招收华工，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学习文化，为家境贫寒又想外出求学的青年开辟了道路。留法勤工俭学会的成立为赴法留学奠定了基础。

1925年时，彭济群是西山大学教授，还负责院、校等有关建筑、管理诸事，是李石曾（彭尊称为“石公”）的学生和得力助手。2019年11月，任国立北平研究院天算部部长，同时被聘为水利研究会会员。

1918年，成立顺直水利委员会，1928年改组成立华北水利委员会，以华北各河湖流域及沿海区域为管辖范围，开展防洪、灌溉、航运、水力及水利工程，附设测候所，在治河史上有很高地位。他聚集了李仪祉、
须恺、李书田、张含英、李赋都等一大批中外知名的水利专家。至抗战爆发前，编制了海河流域首个河系规则《永定河治本计划》，建成了中国首个水工试验所，实施了一批海河水利工程。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免和黑龙江省混淆，改称嫩江省国民政府，于9月4日在重庆宣布任命彭济群为嫩江省主席，主持在齐齐哈尔市组建嫩江省政府，并在重庆成立嫩江省政府筹备处开始策划接收工作。

彭济群是留法水利专家，曾任中法大学教授。1930年3月任辽宁省建设厅厅长，葫芦岛港务处处长，1936年，担任国民党嫩江省党主席。嫩江省自古即是蒙古、满族等民族居住之地。清代齐齐哈尔为黑龙江将军
驻守之地，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设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为省会。

1947年9月，彭济群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秘书长。次月兼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委员。1948年9月，任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沈阳解放后，彭济群拒绝前往国外，被捕服刑，在克山劳动农场劳动七年。假释后，他被安排到水利哈尔滨勘察设计院工作。任国务院水利部参事室参事终老，1992年在北京去世。

参考文献
注一：参考百度百科网络及有关资料
注二：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等。

赵雁来：著名化学家、教育家

赵雁来(1900—1991)，字信之，河北蠡县人。1919年毕业于直隶省立第六中学，他酷爱运动，在河北直隶省立第六中学读书时，曾获华北运动会短跑冠军。1920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预备班。同年底赴
法勤工俭学，是我国老一辈的化学家、教育家。是云南大学化学系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1年至1925年，他先后在法国中部的可鲁棱铁工厂、巴黎西郊的比映古饭店、德国柏林的某中国饭店勤工俭学，以筹集学费。据赵逸云文章中介绍：他所做的工作极为艰苦，他曾一人卸一火车皮的煤，汗流浃
背，劳动结束后，脱下来的背心因太多盐的沉积，而变成一个硬壳；一次他阑尾发炎需要手术，因打不起麻药针，不得不忍着剧痛生剖，进行手术。

赵雁来目睹中国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生活的艰辛以及受到的歧视，义愤填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为同学们争取生存权和学习权，并代表中国留法学生抗议旧中国外交官的软弱与无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高度的爱国热情。

1928年在法国里尔大学化学院毕业,获化学工程师职位。1930年至1933年，相继获法国里昂大学理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他是法国化学家、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格–”的发明人V. Grignard（格林尼雅)的学生。在里昂大学格林尼雅实验室从事格–及炔类合成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苏、德、美等国家化学界的重视，他提出的炔醇、溴炔及二炔的合成方法，已被国外教科书引用。他的博士论文《邻炔醇和α溴代炔烃研究》 ，发表于法国化学会会刊上。同时期，他在里尔煤炭研究院研究煤炭化学的课题，其论文《在高度真空中热解煤研究》，1934年发表于法国里尔煤炭研究院学报。

同年，赵雁来怀着报效祖国之心，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国从事云南省的褐煤开发与利用。他乘船经上海来到昆明，被当时省立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初始校名）校长何瑶聘为理
工学院教师。在东陆大学任教初期，为解决教材短缺的问题，他编写了“法语”、“物理”、“物理化学”等课程的讲义。

1935年至1937年，在个旧古山利滇采矿公司任经理，解决了精选细矿砂的问题。同年6月至1949年6月，熊庆来任云南大学校长期间，广聘名师，慎选师资，加强教学和科研，使云南大学成为世界知名大学。赵
雁来在此期间更是如鱼得水，1937年8月，云南大学理化系成立，他被熊庆来校长聘为教授并任理学院理化系主任。1938年他还兼任云南省建设厅化验所所长。1940—1945年，赵雁来任云南大学理学院院长。1940年，由于敌机轰炸学校，理化系实验室被炸毁，幸亏仪器设备已经转移，减少了损失。同年11月，理学院被迫疏散到会泽县，1941年1月后又迁至嵩明马坊镇，直到1944年7月才全部迁回昆明。1941—1944年，赵雁来一直兼任马坊分校主任。1944年，经教育部批准，理化系改为化学系。抗战中，在药品和仪器设备不易购置的情况下，赵雁来始终坚持教学，坚持编写教材，他编写了多种教材，并主讲“有机化学”“有机分析”“普通化学”“高等有机”“燃料化学”“国防化学”“酸碱工业”“化工原理”等课程。期间理化系还有多篇论文发表，为云南大学化学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云南大学化学系有机教研室主任，主编了《 有机化学》《有机合成》《煤炭化学》等教学讲义，一直被云南大学化学系本科及有关专业用作教材。他所主讲的这些课程，深得师生好评。为培养青年教师，他曾开设化学德语课，开“小灶”面授。

1979年，他提出发展我国杂环化学的建议。受中国化学会委托，在他的率领下，由云南大学化学系在国内率先开展杂环化学的研究工作，并招收了研究生。他主编了《杂环化学导论》（1992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主持翻译并审定的《有机合成中的杂环化合物》（1985年由中国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表了与杂环化合物有关的论文多篇。

赵雁来历任政协云南省委员、常委；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国化学会理事，云南省化学化工学会理事，云南省褐煤资源综合利用及建议委员会委员，云南省能源研究会顾问等职务。所著
《 云南省能源的开发利用》作为省级多个干部培训班及省科教系统的教材。撰写的论文《采用加压气化褐煤实现煤气化之我见》，为昆明市煤气工业初期的方案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0年他被瑞典皇家科学院邀请为诺贝尔化学奖的提名人。同年获得国家教委授予的“从事高校科技工作成绩显著的教授”的称号。1991年1月3日逝世。

参考文献
注一：保定市地方志办公室。
注二：云南大学档案馆，党史校史研究室，发布时间，2005年10月24日。
作者：档案馆。

劳君展：早期著名数学女教授

劳君展（1900—1976），女，原名启荣，湖南省长沙县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其祖父劳崇光曾任清朝两广总督。她毕业于里昂大学、巴黎大学。回国后历任教授，西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等职。教学之余，她曾翻译出版《积分学纲要》，与严济慈合译《法国高等数学大纲》等著作。

劳君展自幼熟读古书，她是家中的宠儿。在当时的社会，她的人生道路自然可以作千金小姐，当阔太太，进入权贵富豪之家，享受一个女人需要的一切，但是她蔑视财富和权势，从不追求个人享受，以自己的智慧选择了人生的道路。

劳君展毕业于湖南周南女校，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由社会名流朱剑凡先生创办。朱剑凡曾留学日本，深感中国妇女受封建压迫毫无社会地位，于是大力宣扬新思想，鼓励独立思考，支持妇女解放事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劳君展和蔡畅是周南女中第一班的学生，她们很快成为知心朋友，经常在一起谈论有关国家前途的话题。五四运动在湖南燃起烈火，周南女中也成为进步青年的先锋队。

1918年4月，劳君展在长沙参加了由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并经常在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上，以笔名“冀儒”发表文章。

同时她积极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和“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劳君展积极投身争取女权运动，创办了《女界钟》杂志，成为湖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刊物之一，还曾被推举为“长沙学联”宣传部长。
当“五四运动”浪潮渐渐平息之后，劳君展又重新回到书斋安心读书。

1920年她赴法勤工俭学，行前毛泽东曾在上海半淞园为她送行。劳君展在法国留学期间，先入里昂大学专攻数学。1921年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到欧洲考察学习，将同行的女学生劳君展（启荣）等介绍给先期赴法勤工俭学的许德珩，希望许德珩为她们补习法文。

1924年劳君展获硕士学位。进入巴黎大学，随从居里夫人学习镭学，同时成为其亲密助手。

1925年4月16日，劳君展和许德珩在巴黎中国饭馆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徐悲鸿、刘半农等34人到会祝贺，蔡元培作为证婚人，为这对新婚夫妇题贺词：“爱心同结，互助互利。学术事业，勤奋不已”。

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以她辉煌的成就和忘我的献身精神，博得全世界的尊崇，仰慕她名望的人很多，而她亲自培养的学生很少。劳君展是她唯一的中国籍女学生。1926年，劳君展毕业于巴黎大学。

1927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数学系教授。不久，蒋汪合流，她和丈夫颠沛流离于上海、广州、北平等
地，先后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回国后虽然从事教育工作，但是劳君展和丈夫许德珩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并支持掩护革命活动。

1932年底，国民党特务在北京大学逮捕进步师生，劳君展动员著名记者萨空了写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罪行，又请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知名人士多方奔走营救，使许德珩、侯外庐等进步师生获释出狱。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她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任中共组建的北平妇女救国会委员。在中共地下
组织的领导下，她不顾个人安危，全力支持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她的家是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人彭真、杨秀峰、徐冰等人经常召集重要会议的场所。每当在她家开会，她都精心筹划安排，以保安全。当她得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物资奇缺，特别因缺乏怀表而不利于指挥作战的情况，她即将仅有的积蓄全部拿出购买钢笔、怀表、布鞋及其它物品，交中共北方局负责人徐冰转送延安。对此义举、毛泽东曾亲自致信感谢。

1936年她参加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抗日战争爆发，她参加了全国党派妇女代表大会，赴重庆开展抗日活动。1944年，她参加了由高级知识分子组织的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聚会讨论和实现抗战的对策。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邀请劳君展、许德珩夫妇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共进午餐，老友相逢、叙谈颇多。毛泽东又分别会见了许德珩、劳君展和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等人，鼓励他们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5年9月3日，日本向盟国签定降书，为纪念世界民主力量击败法西斯，许德珩夫妇与朋友们在重庆青年大厦举行庆祝大会，并决定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后又改为九三学社。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在青年大厦召开，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九三学社缘起、宣言及主张等。

1947年5、6月间，劳君展与学生一起积极投身到“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去。为了掩护、营救进步学生，最后被迫辞去西南女子师范学院院长的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参事，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中央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从1958年起，劳君展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以致卧床18年之久，一直到1976年1月3日病逝，一代杰出女性，其后半生竟然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这让许多人嘘唏不已。

参考文献
注一：百度百科及有关资料撰编
注二：“携手风雨”，许德珩与劳君展夫妇飘泊岁月。

汪德耀：细胞生物学开拓者

汪德耀，江苏灌云人，1903年生。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赴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生物学。1925年，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获法国巴黎大学细胞学博士学位。1985年获法国尼斯大学名誉博士。历任国立厦门大学
代理校长、校长职务。汪德耀教授长期从事细胞生物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为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开拓作出了贡献。

汪德耀的父亲汪寿序，号秋雁。曾任北洋政府农林部主事，对生物学很感兴趣，对汪德耀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随着他父亲工作的变动，1912年到北京定居。汪德耀有机会接触社会，亲眼目睹军阀混战，列强侵略贫穷落后的中国。在汪德耀年幼的心灵中留下深深地烙印，不愿做亡国奴，怎样国家才能有光明的前途，常在心中思考。后来，他在小说课本里读到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感动得热血直流，那时的祖国
与当年割地赔款的法国何其相似啊！屈辱中的祖国和人民在孕育着反抗。

1921年毕业，汪德耀考取公费赴法留学。当他了解到外国人对于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了解甚少，他就加倍努力学习，进行科研工作之外思考传播。1926年到28年之间，他参加捷克首都布拉格和法国波尔多市举办的《解剖学学术研讨会》，发表了四篇高质量论文，从大解剖到分子杂交解剖，令同行刮目相看。同时，他将女作家谢冰莹的《从军日记》译成法文。经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大师的推荐，在发行量
达100万份的《小巴黎人日报》头版详细报导。使法国人民了解到中国的新女性，他因此和罗曼·罗兰大师结立起深厚的友谊。

1931年，以《横口鱼类孵化腺的研究》，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并在世界闻名的《巴黎海洋研究院》院刊全文发表。因此获得生物化学奖科学研究奖金2500法郎(当时折合250银元)。导师万特倍尔
(P. Wintebert)教授和马哈(M. Parat)博士殷切希望他能留在法国和他们一起从事研究工作。巴黎大学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普伦郎教授，也以优越的条件聘他在该所工作。此时，汪德耀正和在药学院学习的女学生露
丝·德维莱正在热恋，她美貌、温柔、多情、她的家人更希望汪能成为他们法国家庭中的一员。

正在此时，“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正蹂躏着祖国；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国内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祖国的召唤，民族的需要，使汪德耀痛下決心，毅然放弃法国的优厚待遇和优越条件，忍痛割断缕缕情丝。1931年11月，从马赛港上船经过35天的海上颠簸，回到了多灾多难的祖国。汪德耀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湖南师院等院校，后转任福建省研究院院长，此间生活虽辗转艰辛，他仍矢志探求科学。汪德耀在繁忙工作之中，他把婚姻大事也置之度外，一拖再拖。一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他才和王文铮女士结为伉俪。

1943年，汪德耀应聘到厦门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后又代理校长、校长。他曾拿着聘书到永安延聘《资本论》的译者王亚南和郭大力到厦大教书。此外，他还聘用了林励儒、洪深等当年被“教育部”解聘的“民主教授”。著名高教专家、厦大教授潘懋元说，汪德耀曾经告诉他，他最崇拜北大校长蔡元培，他希望能移植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思想。当时在厦大，各种学说、理论皆可以讲授，相互探讨，汪德耀说，“真理逾辩逾明”，他又引用一位法国哲学家的名言“从论辩中放出光辉”，称这两个原则就是“蔡元培精神” 。当时正值抗战烽火最旺之际，内迁到长汀的厦大备受威胁，汪德耀指挥若定，及早做好应变准备。

大约在1949年时，汪德耀接到国民党的密电，要他把厦大“可靠”的师生、贵重的仪器图书搬到台湾，做好把厦大迁移到台湾去的准备，密电接连来了两封。汪德耀想，看来，不装装样子是应付不过去的。他决定到台湾走一趟，为厦大“选址”，走之前，他就告诉妻子，我们回来就告诉他们没找着地方。他们的台湾之行根本就是到处玩。在台湾玩了十天，回来后，汪德耀电告当时的“教育部”：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址。阻止了厦大迁移到台湾。

厦门解放后，正在英国讲学的汪德耀立即缩短行程，于1950年3月返回厦门参加学校建设。1950年，汪德耀出席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听取了周总理关于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宏图的报告，深受鼓舞。后来，他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此后数十年不管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他始终把共产党当作诤友，履行着一名忠诚的农工党员的职责。

汪德耀在动植物细胞液泡系的演进规律、液泡系与高尔基体的相互关系、细胞质基本组成成分和动物细胞非有丝分裂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他根据福建沿海贝类养殖特点搞出的关于牡蛎人工受
精、育苗和大小牡蛎人工杂交的研究成果，解决了我国养殖海产贝类幼苗紧缺的问题。1963年汪德耀受聘兼任中科院遗传所研究员。

“文革”中乐观对待逆境，“文革”期间，汪德耀每天都要打扫男生宿舍的厕所，自称“所长”，他还要把尿水挑去浇菜地。他忍受着一些人的误解甚至是权威的怠慢，所幸的是，他不同寻常的乐观性格使他能够笑看人生的一些痛苦。在艰苦的条件下仍然继续做一些研究的准备工作。他写出《现代细胞生物学发展动态》一文，自己出钱刻印100份，分送给各大学及科研单位。这篇文章为沉睡多年的我国细胞生物学界敲响了晨钟。

改革开放后重现青春，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汪德耀重新精神焕发，他要夺回失去的时间，努力加倍工作，他70%的研究成果和论著都是在这之后问世的。

汪德耀又把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同当前医学上的难题——癌症结合起来，开展了现代癌细胞生物学三大重点课题之一——癌细胞诱导分化问题的探索，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创办了国家重点实验室——肿瘤癌细胞工程实验室。他一生共发表论文150多篇，专著6部，主编的《普通细胞生物学》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合著的《膜分子生物学》获“ 中国图书奖”。他共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十多项。

参考文献
一、《文史百科》汪德耀自述
二、根据《福建日报》“生物学家汪德耀”记者余峥、刘晓军。通讯员王瑛慧、
卢明辉等文章综合编写。

何衍璿：著名教育家、数学家

何衍璿自幼聪慧好学，求知欲强，父兄对他倍加爱护，刻意栽培。1918年考入南京高师工科。1921年暑假，何衍璿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刚刚创办的法国里昂大学，在中国招收学生的招生通告。宣称7月某
日将在上海举办入学考试，考场设在大同大学。那时，同学们都回家去度假了，南京高师只有四人去应试。一周后放榜，高师的学生全部录取。广东省政府得知消息后，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培养本省的高级人才，凡属广东籍的学生去中法里昂大学和法国其他大学留学者，一律由广东省政府公费资助。除学费、食宿费用外，还有少许的津贴。何衍璿是广东人，自然享受到广东省的公费待遇。

何衍璿如愿以偿，踏上了法国勤工俭学之路，途中与周恩来结识。1925年获里昂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马上回国服务，一直在高等院校任教，并潜心研究数学。回国时他23岁，就应聘为上海大夏大学教授。次年秋，转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并先后兼任数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务。在长达15年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很多卓有成就的学生。

何衍璿治学严谨，求知不倦，生活俭朴，乐于助人。在中大任教时，有一次由校返家，刚出校门，不经意地踢到一个像墨水瓶的小罐，蓦然若有所得。他便一边沉思，一边用不同力度轮番踢罐，细心观察其滚动形态，一路踢到家门口。有一个学生觉得奇怪，暗随其后，翌日大胆请教，才知道他是为了求证某一动力方程数据，用于形象施教。同学们由此更体会教授的良苦用心，对他肃然起敬。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他携眷随中山大学辗转迁往云南，在教学的同时致力于数学研究。抗战胜利后，中大回迁广州，由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由周恩来总理牵头创办云南大学。他愉快地留下来，与严济慈、华罗庚、周培源等科学家、教育家一起日夜奔忙，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祖国西南边陲建成了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此后23年，他一直在云南大学担任教授、理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为培养建设祖国栋梁之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曾书写联幅相赠：“静者心多妙，飘然思不群。”对他表示景仰之情。

何衍璿在云南期间，住得离校较远，需坐车往返。有一次在回家的车上看书，到站仍未察觉，司机请他下车。可是过了很久，他的儿女见父亲未归，就出屋外等候，只见他坐在不远的垃圾堆上，正全神贯注地看书，令人啼笑皆非。

何衍璿为开拓我国科学的新境界，在教学之余，对几何学和理论力学的研究也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解析几何》《近代几何》《微积概要》《整数论》《置换论》和《关于矢的理论和运动
学》等；翻译的数学著作有《富利叶变换》《重刚体绕不动点运动方程的积分法》等10多种。

1946年，因成就卓著，与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中国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共4名著名学者，被联合国选为世界名人，事迹载入《美国百科丛书》。

注：根据百度等资料撰编。

严济慈：开创中国物理学

在上世纪留法勤工俭学中，政冶，文学艺术之外，也涌现出一大批科学精英。严济慈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他是物理学泰斗，担任中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当时称学部委员)，在当时留法科
学家中首屈一指，他更是提携后者，桃李满天下。

1901年，严济慈生于浙江省东阳县下湖严村。严家信奉祖上“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祖训，创“惠元堂”，行医一方。传至他父亲严树培除行医外，兼做金华火腿生意。严济慈启蒙于私塾，帮家里人记账，尤精于算术。中学毕业统考，东阳第一，到杭州统考，全省第一，考上南京高等师范学院，连中三元，名闻乡里。

严济慈在南京高等师范，就读数理化专科，先后师从留法归来的何鲁教授和熊庆来教授。在校期间加入“中国科学社”，结识胡刚复、杨杏佛等科技、教育界先驱。在校期间写出了《初中数学》一书，成为学生中的名星，引人瞩目。也嬴得当时南京高师的唯一才女，从北京大学转学而来的校花张宗英的爱情，在秦淮河边举办了订婚仪式。

严济慈在数学方面优异成绩，得到了何鲁、熊庆来、胡刚复教授的大力支持，鼓励他到法国深造。得到了三位导师，还有他岳父老教育家张绛墨的支持和经济上鼎力资助。

1923年10月12日，张宗英在黄浦江畔的一家小面馆，为未婚夫严济慈送行，惺惺相惜，说不尽千言万语，互相鼓励，期待早日学成报国，凯旋归来。

法国邮轮，渐渐离开了上海码头，一路西行经香港、西贡、新加坡、苏伊士等地。每到一处，严济慈总是奋笔疾书，佳人在水一方，天上一轮明月，思念茫茫……10月23日留有诗一首：“月儿，你若有意，为我传语，那鸡鸣山下，伊人怎样，曾否酣然入梦，告诉她：我心似水志入舟。”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海上漂泊，11月28日到达马赛港登陆。

他带着何鲁教授的信，转道巴黎。由何鲁教授的舅子朱广相，安排在巴黎郊区墨伦中学补习法语。严济慈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吸用各种营养。法语是重中之重，语言关过后，考入巴黎大学，一年后获毕业
文凭和硕士学位。这是巴黎大学从1253年建校以来，以最短时间拿到学位，严济慈创下了一个记录。

居里夫人的先生皮埃尔·居里，1880年发现了压电效应，并提出“ 居里对称原理”之设想，不幸的是居里先生1906年死于车祸。“居里对称原理”四十多年无人实验印证。严济慈的导师巴黎大学夏尔·法布尔教授将这项课题，交给了才情横溢、朝气蓬勃的学生严济慈。严济慈不负师望，一头扎进实验室，在导师和居里夫人的指导下，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解开了压电效应科学之谜，证实了皮埃尔·居里提出的设想，精确测定了压电“反现象”，发现了光双折射新效应。最终以《石英在电场下形变和光学特征变化的实验研究》的论文，摘取了博士的桂冠。《巴黎时报》专题报导了这一震惊物理界的成果。

留法求学四年，也就是1927年，严济慈载誉归来。在回来航程中，经过西贡，从西贡上船的留法先驱和勤工俭学推手李石曾，点名要接见一起从法国归来的科技之星严济慈和艺术之星徐悲鸿。严济慈与徐悲鸿在法国，曾经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有过一面之缘，今日船上相逢格外高兴，徐悲鸿提笔为严济慈画肖像一幅，题字为“科技之光”相赠留念。

邮轮终于到达上海码头，当时名流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张静江为李石曾、严济慈、徐悲鸿等一起接风洗尘。留法四年，严济慈与张宗英来往情书有一百多封，如今终于修成正果。同年11月11日，严济慈、张宗英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证婚人李石曾、男方介绍人何鲁、胡刚复教授；女方介绍人教育界名人陈中凡和胡小石。

严济慈载誉归来，同时受聘于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南京中山大学四所学校。他在教学之余，还出版了《几何证题法》 ，与劳君展一起翻译了《理论理学纲要》，撰写了《近五十年教学之状况：函数论》。

1929年，严济慈携夫人第二次赴法。先后在法布里、居里夫人、戈登实验室工作。居里夫人，是世界上唯一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的著名科学家。她对严济慈的才情和工作态度极为欣赏，导师和学生之间结下深厚的友谊。严济慈回国时，应他的要求，居里夫人送了一些镭给她中国的弟子，在中国开创镭及发射学的研究。若干年后，严济慈又推荐后期留法学生钱三强，到居里夫人女儿小居里工作室工作，并取得
博士学位。钱三强回国后，后来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回国后，严济慈因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之邀，创建物理研究所，任所长兼研究员。这期间，又创建镭研究所。同时不断发表论文，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做了大量的工作。李石曾称他：“国学中物理学之曙光”。同时，严济慈还带领一批年青的拓荒者；钱临照、钱三强、杨承宗、钟承标、钱伟长等人，开创了中国物理学的研究。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严济慈作为李石曾的助手，参加巴黎国际文化协会召开的第十九次大会，期间接受《里昂进步报》记者的采访，发表对中国抗日的看法说：“我虽一介书生，不能到前方出力，但是我和千千万万的中国读书人一起，为神圣的抗战奉献绵薄之力。”回国之后，他带领大家为转移保护北平研究院物理所，镭研究所和资料转移废寝忘食，不遗余力。战争期间，为国防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43年，严济慈荣获中央文化委员会颁发奖状。1946年获民国政府颁发抗战胜利三等景星勋章，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严济慈拒不赴台。新中国成立后，他协助郭沫若创建中国科学院。历任东北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大校长、中国《科学通讯》主编、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九三学社名誉主席等职务，1996年逝世。

参考文献：《留法三院士》等书及有关资料。

王毓瑚：农史学家、经济学家、农书目录专家

王毓瑚（1907—1980），字连伯。高阳西田果庄村人。农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农书目录专家。早期从事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著译工作；后期致力于整理、校注古农书，推进农业经济史和农业技术史的研究，肇端于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世界农业史的研究，并在培养农史研究人才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王毓瑚的父亲王树屏，清末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在当时教育部任部员，也曾兼任中学教员。20世纪的高阳，以远近闻名的高阳土布为主要输出产品。当年以家庭为主的纺织品，抵挡不住洋布的倾销而日益式微，频临破产。这对少年的王毓瑚有耳濡目染的重要影响。同时激发他发奋求学，学习外语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坚强信心，怀着求知救国的宏愿。

王毓瑚于1915年到北京上学，父亲的维新思想对王毓瑚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对他发奋求学以及国学及外语基础学习，奠定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1925年王毓瑚赴欧洲，先在德国波茨坦市立高级中学学习，开始学习工程枝术，随后感到当时中国经济方面困忧尤重。所以进入慕尼黑工业大学时，攻读经济学。为了深入的领悟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加以维持求学经济上的原因，他于1929年转去法国，入巴黎大学经济系。他强烈的愿望是在国外寻找新知，来日报效祖国。1933年学校毕业时，获取经济、统计、新闻三科的文凭。

在德国、法国近九年的留学生涯，王毓瑚对西欧各国的经济发展特点和规律有了深入的了解。1933年回国后，所见所闻对每况愈下的官僚政治完全丧失信心，决心与鱼肉百姓的当政者保持距离，走自己学术研究的路子。

抗日战争时期，辗转到重庆，任国立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1946年回北平（今北京），被聘为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在几所大学和国立编译馆讲授中国农业史、欧洲土地制度、经济思想史、普通经济学、中国经济史课程，主持农业经济专题讨论。收集中国经济史资料，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

王毓瑚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早年著作有《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1943年），《中国经济史资料》（40年代与傅筑夫合编，80年代出版“秦汉三国”等编）、《隋唐两代的钱币》（1948年）、《中国农业经济史大纲》（1950年前后）等；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面，将教学与研究的重点放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在国立编译馆和傅筑夫、史念海等从事中国经济史资料的研究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辅仁大学农学系等合并组建成北京农业大学。他被聘为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开设政治经济学、农业史、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等课程。同时兼任该校图书馆馆长。由于他在中国古农书整理和农业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因而他被当选为中国农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学会名誉理事。

王毓瑚的研究工作与学术活动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前从事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第二阶段从1952年以后致力于中国古农书整理和农业史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整理、校注了多种中国古代农书，并撰写了《中国农学书录》一书，该书是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必备之书。日本著名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先生对此书颇为推崇。1975年，日本龙溪书舍将王毓瑚的《中国农学书录》与天野元之
助的《中国古农书考》合刊，作为纪念中日友好交流的学术著作隆重出版。在中国农业史研究方面，王毓瑚亦是硕果累累，撰写了10余篇学术论文，编写了《中国畜牧史料集》一书。同时，他的《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专著，不仅是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而且就是从事秦汉史研究的学者也颇为称道。此外，他也是中国比较农业史、农学思想史和世界农业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

李约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人文学术院院士（FBA)和英中友协的创建人和前会长。李约瑟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著称，是化学胚胎学的先驱，长期执教于剑桥大学，1966至1976年担任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爱因斯坦奖的获得者。

王毓瑚与李约瑟先生也有书信交往，李约瑟对他的研究成果非常重视。王毓瑚的许多著作论文李约瑟都有收存，其中《中国农学书录》更是他SCC研究重要参考书籍之一。

王毓瑚一生潜心治学、淡泊名利、学贯中西。他自称最佩服太史公。太史公说过，“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王毓瑚以此自勉，认为学术成就是最恒久的东西，应当成熟了再发表，急功近利不可取。

1980年，王毓瑚逝世，终年73岁。著作还有《管子传》《中国古代农业科学的成就》《农圃便览》《中国畜牧史资料》《中国农学书录》《校山农谱》《农桑衣食撮要》《郡县农政》。译著有《经济学解》等。

范秉哲：医学界的楷模

范秉哲，1926年到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筹办了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今昆明医科大学）并任院长。曾先后任北京友谊医院外科主任，北京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改革开放后曾多次出访法国，曾被法国授予里昂外科学会荣誉会员，并获里昂市授予的大勋章，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范秉哲回忆说：“童年起对旧中国结核病流行病有着深刻的印象。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时，两年时间里同宿舍六个同学中就有两个死于肺结核。”中学毕业后因无路费赴法勤工俭学转到北京西山碧云寺陆漠克学院（今译拉马克）学习生物学。当时碧云寺内还有一所“天然疗养院”，里面全是肺结核病人。当时对结核病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病人每天躺在长椅上休息，每两小时吃一次汤煮鲜藕类食物，这就是所谓的“大气及营养疗法”。也是范秉哲早期学到的有关治疗结核病的知识。看到同学们个个离他而去，从而，也坚定了他从事医学治病救人的决心。

1924年，毕业于中法大学陆漠克学院。1926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翌年考入里昂医科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了结核病知识，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当时治疗结核病的有效药物尚未出现，加强营养、人工气胸和胸膜
外胸廓成形术是主要的治疗方法。1935年回国，参加了服务边疆小组到了云南。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邀，共同筹建云南大学医学院，开创云南教育史上第一所医学本科教育之先河。范秉哲教授兼任院长，及附属医院和慈群医院的院长。1944年，范秉哲身兼多职，不堪重负，分身乏术。他辞掉云南大学医学院院长和医院院长的职务，仅承担学院的教学任务。

1948年，应邀到越南讲学，辗转前往美国、法国、荷兰、瑞典、比利时等国家进行医学考察。1949年初，应法国巴斯德研究所创始人外孙(Pasteur Vallery-Radot)的邀请去讲学。同时，在巴黎医院(Broca)、肺科医院(Laennec)、布西科医院(Boucicaut)进修学习。从事肺外科学习及研究肺部解剖学等研究工作。

1956年，旅居海外整整8年的范秉哲，新中国和台湾当局都在争取他前往。最终他接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变卖了巴黎的财产，购买了外国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设备，全家返回祖国，为发展新中国的卫生事业贡献力量。

1956年8月，教育部专门举行座谈会，欢迎新近回国的十九个留学生和高级知识分子。8月份才从法国回国的范秉哲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后任北京市友谊医院外科主任、首都医学院教授，中国医科大学名誉教授等
职。期间，曾获国家卫生部颁发贡献奖。他的夫人谭慧英教授是中国麻醉学科的开拓者。夫妇两人一起为新中国医学发展事业而效力。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新中国建立后与外界隔绝了三十年，自从1978年邓小平先生执政后，中国逐渐向世界重新开启了大门。中法文化科技艺术等交流活动，重新双向启动。同年，在武汉召开第六届中华医学会外科年会上，邀请了三位外国专家，其中有一位是来自法国里昂的马来基教授。马来基(Mallet-Guy)先生见到了他当年的学生，范秉哲、刘崇智、曹清泰。现在他们都是中国医学界的中坚分子。师生相聚一起，大家有了重建里昂中法大学的愿望。马来基教授到法国后，重新恢复与中国的交流愿望，得到里昂市各界的一致赞同，也得到法国外交部的支持与参与，但提出几项条件，由法方单独负责管理，区别于当年由中、法双方共同管理的模式。

1980年2月28日，“里昂中法交流学院”正式成立，设置于圣依勒内堡的“里昂中法大学”旧址。同年九月更名为“中法学院”(Institut Franco-Chinois)。刊登在，1981年9月29日的“法国政府公报”上。为了感谢范秉哲等人为重建中法学院做出的贡献，里昂大学授予名誉博士的称号，并赠予校徽和奖章。

范秉哲，1993年在昆明去世。著作有《外科手术》《外科急疹手术》《外科病理及解剖》《结核病学及结核病进展》《中国针灸学概要》等书。

参考文献
注一：《昆明医科大学创办人，著名外科专家范秉哲教授》张耀编写，
2019年6月12日。及百度等有关资料编写。

华揽洪：建筑设计师

2002年9月13日下午，在巴黎的法国文化和交流部雍容华贵的金色大厅里，中法建筑界的精英们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气氛热烈。这是法国文化和交流部举行盛大仪式，一是为庆祝中法合作项目“150名中国建筑筑师在法国”2001—2002年度中国研修人员结业，二是欢迎2002—2003年度新的到来，三是为中法建筑界的元老，90高龄的华揽洪先生颁发法国“文化和艺术勋位”中最高一级的司令勋章1 (注：法国“文化和艺术勋位”共设三个等级：最初一级为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中间一级为军官勋章(Officier 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最高一级为司令勋章(Commandeur de l’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以表彰他60年中先后为两国建筑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

著名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的文集中，华揽洪被誉为中国五十年代十大著名建筑师之一。他在50年代，为北京儿童医院所作的建筑设计获建筑大奖。在北京的建筑史上如同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那样闻名。

提到中国古建筑，人们常常讲起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而对于“华揽洪”这个名字非常陌生。其实在传统古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融合创作上，华揽洪可以说是天赋异常，其作品达到的高度远超梁思成、刘敦桢同时期的创作。

华先生还是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驻地的设计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准备在巴黎设立“教育处”。当时教育参赞的刘君桓先生找到了1997年从北京退休返回法国定居的华揽洪建筑师，邀请
他为刚买下的位于巴黎市第十三区冰窖路29号(29, rue de la Glacière)的一片旧房做建筑设计。经他和他的法国同行雅克·斯大格埃(Jacques Staker)一起设计的教育处中西合璧，大方实用，成了中国留法学子在巴黎的家。1998年中国驻法文化处在巴黎十六区(19-21, rue Van-Loo)购下房产后，建筑设计也是由建筑师华揽洪负责。

华先生于1912年9月16日出生在北京，其父亲是1902年在法国学习土木工程学，来自中国江苏的留学生华南圭，母亲是在法国求学的波兰人。生于建筑世家的华揽洪小学在北京的一所美国学校中度过，初中则在北京汇文中学毕业。

1928年赴法国，时年16岁，考入法国巴黎名牌精英中学“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1931年在巴黎工程师大学学习，半工半读，1936年获公共建筑师文凭。1941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巴黎被法西斯占领，全家迁到马赛居住。1942年，获得当时迁址在里昂的巴黎美术大学建筑系的毕业文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他还参加了法国抵抗法西斯的斗争。二战结束后在马赛市开设建筑师事务所。

1951年，这位血管中有东西方遗传基因的热血青年，时值3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他把事务所的项目转给他人，带着妻儿，毅然远渡重洋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在梁思成的提议下(梁思成任第一总建筑师)，华揽洪历任“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第二总建筑师”、“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和“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等职。他还是中法建筑界和中国与世界建筑界的联系人，早在1955年海牙会议前，他就通过他的法国友人，.
“ 国际建筑师协会”的总秘书长皮埃尔·瓦戈(Pierre Vago)先生，介绍中国建筑协会”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Un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chitectes)。

1977年退休，他偕夫人定居法国。由于华揽洪一生对建筑，对城市建设，尤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非凡贡献，2002年，时任法国文化和传播部部长让–雅克·阿亚贡(Jean-Jacques Aillagon)选择在华揽洪先生90大寿
的前三天，亲自把法国“文学和艺术勋位”中最高一级的勋章挂在他的胸前，正是代表着法中社会对他一生献身建筑事业的肯定，这也是一份特殊的生日厚礼。

华先生在1981年用法文写成《重建中国》，他在法文版前言中说：希望读者能宽容地把这本书看成我的中国祖先所说的，引玉的一块砖。他娓娓道来：“北京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5岁，使我有机会目睹了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阔别祖国23年后，我在1951年重新回到其怀抱，对此后几十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感触很深……我希望我的苏联同事们，原谅我对当时苏联建筑观点的批评。他们肯定还记得我们在那个探索年代的那些激烈而友好的讨论……”

当时的决策者认为苏联肯定是世界科学、文学艺术的先锋，于是人们也就揣测它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也一样。但当时从西欧回来的几位建筑师却认为：那些仿造西欧的拙劣复制建筑在苏联虽极受推崇，但却很难使人相信这些沉重而浮华的建筑能代表一种先进的趋势。于是，很多中国建筑师成了错误学说的牺牲品。

2012年9月16日，华揽洪先生在巴黎和亲人一起，度过了百年诞辰，所在地区长送来了生日的祝福。但只过了三个月，12月12日华先生就在睡眠中安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2013年1月24日，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天泰宾馆会议室，召开了由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主办和北京市规委《建筑创作》和ikuku网站协办的“建筑师华揽洪先生追思会”。

建筑设计界、城市规划界的老领导、老专家参加了会议，并做了情感充沛的发言。莅临的领导专家有：朱小地(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新民(华揽洪先生之女)、吴德绳(原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吴良镛(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等数十人。还有华揽洪先生生前好友、年轻建筑师及建筑学学生以及建筑专业媒体代表。追思会极为庄严隆重。

参考文献：2003年张剑提供有关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编写而成。

施士元：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学生

施士元，又名公岛，笔名万乙。著名物理学家，法国获得两次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为中国培养的唯一物理学博士。她教出来的学生，在美国原子弹研发之中，有中国“居里夫人”之称的吴健雄。

1925年，17岁的施士元，他以三门入学成绩满分以天之骄子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开启了他的大学求学生涯。

1929年他成为清华大学首届毕业生。他考取了江苏省官费，顺利拿到了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法国。同年冬，他从上海启程坐海轮，飘洋过海，历时31天到达马赛港。到巴黎后，他主动要求拜享誉世界的居里夫人为师，讲述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对居里夫人尊敬之意，受到居里夫人的接纳。如愿进入巴黎大学镭研究所，世界三大研究机构的顶尖研究机构。他遇到了他一生的恩师，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从事核谱学研究工作。他是居里夫人第一个中国的物理学生。此后四年，他在镭研究所与居里夫人朝夕相处，深切体会到居里夫人所表现出一个成就显赫又饱经沧桑的科学家丰采采。她的一贯处世作风：冷静、简洁、平易近人的颇具实效的风格。

居里夫人是位关心、爱护学生，平等待人的师长。大家都尊敬她、喜欢她。居里夫人是镭研究所所长，大家背后都称她为“老板”。施士元进入镭研究所后，居里夫人就一再告诫他，他所从事的放射性研究工作，是一项有趣的，但又是很危险的工作。在施士元做实验时，她经常站在他的身边，用略带严厉又近乎固执的口吻，反复地提醒施士元必须注意的事项。后来，施士元了解到，在他来镭研究所之前，曾经有一个法国青年在这儿工作。居里夫人给他一个题目，但因为没注意安全事项，吸进了相当剂量的氡气，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患了急性肺炎，经多方抢救无效，不幸死去。施士元由于不断得到居里夫人的正确指导，四年的时间里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在巴黎大学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施士元出色的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他的论文在居里夫人亲自指导下完成的。他接受三位教授的提问，施士文如数家珍，圆满作答。博士论文顺利地结束，居里夫人亲切地为他祝贺。

第二天，居里夫人专门为施士元举行了酒会。在春光满园的镭研究所的草地上，居里夫人首先致词：“请大家举起酒杯，为祝贺施先生完成论文而干杯”。席间居里夫人来到施士元的身边，小声地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施士元委婉地说：“我的公费学习期限是四年。”居里夫人说：“不用担心、我想方法。”施士元想起当年留学前学成报国的宿愿，他还是决定回国工作。

1933年初夏，施士元取道苏联，回到了祖国。时隔一年，居里夫人去世。施士元未曾料想，与恩师居里夫人巴黎一别，竟成了永诀。

回国后，年仅25岁的施士元任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教授。他先后担任了物理系除无线电外，几乎所有基础课和实验课的教学工作。

1949年春，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大势已去，曾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下令将中大迁至台湾。在理学院开会讨论是否迁台时，施士元首先发言，他说：“我们理学院所在的物理系和化学系，是全校教学、实验仪器设备最多的，不仅贵重而且极易损坏。”接着施士元又以抗战时学校被迫搬迁至重庆，一路上教学实验设施损失惨重为例，力陈不宜搬迁的主张，院方不得不作出暂不搬迁的决定。这样中央大学就没有搬到台湾去，不久南京就解放了。

解放后，施士元在恢复和创建南大物理系、基础物理教研室、金属物理教研室、核物理专业及教研室等方面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曾先后担任了上述这些单位的领导职务。

在教学上，施士元是一名严师。现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厉光烈，回忆起在导师门下作研究生论文时的情景深有感触。当时厉光烈的论文初稿完成后，在施教授的指导下一改再改。开始，每改一次都会发现一些错误，都有所收获，但到后来厉光烈认为实在找不出问题了，就不耐烦了。施教授就耐心地叫他去找一些别人发表的论文看有无可比较与借鉴之处，并语重心长地讲述“文章千古事”的道理。

在导师的引导下，厉光烈果然发现自己的论文在内容与写作方法、技巧上还存在的差距，恍然大悟“天外有天”。于是心甘情愿地对论文再反复推敲与修改，直至最后定稿。这篇论文后来在答辩时不仅顺利通过，而且被评为“优秀”。此时的厉光烈才深深地体会到导师的良苦用心，由衷地感激老师的教诲。如今厉光烈虽已发表论文近百篇，仍牢记先生当年的话语，对文章精益求精，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

施士元是我国物理学界的开拓者带头人，早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就发起组织了科学社。他还曾任中国质谱学会副理事会与《质谱》杂志主编，江苏省科普创作协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核物理学会、科普协会常务理事等职。直到1981年，因年事已高，他主动辞去了这些社会职务。从1982年起到1987年，他主持编著《汉英物理学词汇》，于1993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28日下午，施士元在南京逝世。

文献参考
注一：百度百科，档案春秋，2018年12月18日。关键字：档案居里夫人
注二：宝鸡科技网，2011年12月12日。文，杨慧。

童第周：中国“克隆”之父

童第周（T. C. Tung），字蔚孙，1902年生于浙江鄞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开创了中国“克隆”技术之先河，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

童第周幼年丧父，家境不好，靠兄辈抚养，但他求知欲望强烈。17岁以插班生考试倒数第一名录取，进入宁波中学就读。1922年他以第一名成绩毕业，考入上海复旦大学生物系。1927年毕业，由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蔡堡推荐，担任生物系蔡翘教授的助教。此时，他得到一次出国的机会留学比利时，后转往法国，专攻胚胎实验。

1930年，童第周乘火车从满洲里经前苏联到比利时比京大学，今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大学，童第周的留学生活十分清苦，瘦小的他沉默地在生物学的天地里拼搏进击着。当他发现有的外国留学生对中国人抱着一种藐视的态度，说“中国人是弱国的国民”。和他同住的一个洋人学生公开说：“中国
人太笨。”童第周憋着一股气，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誓言：“中国人不是笨人，应该拿出东西来，为我们的民族争光！”

有段时间，他的导师达克教授正在做青蛙卵子试验，需要把卵子外面的一层薄膜剥掉。在显微镜下，达克教授和助手们怎么也去不掉那层膜。童第周到显微镜下拿针把卵膜刺一下，卵瘪下去了，一下就剥开了。达克教授对这个学生所表现出的生物学天份感到欣喜万分。

1931年夏天，童第周的导师带着他来到著名的科研中心法国海滨实验室，这次，要为直径不到十分之一毫米的海鞘卵子做外膜剥离，童第周再次顺利完成，让云集此地的国际同行十分惊讶。同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开始对中国东北大举进攻，那时童第周出于热爱祖国和自觉抗日的热情，发动中国留学生，组成中国学生总会，并被推举为负责人，童第周带头到日本驻布鲁塞尔使馆进行抗议。比利时政府因害怕日本人，将童第周等人判刑两年，后因社会巨大舆论压力，改为缓期执行。但警察每周都要到他的住所，威胁不许闹事，否则就驱逐出境。当时法国驻比利时领事给他办了一年的签证，他就把护照和50法郎带在身上，以备驱逐出境时之用。

童第周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布拉舍(A. Brachet)实验室开始了胚胎学的研究工作。他在棕蛙(Rana fusca)卵子受精面与对称面的关系的研究中，证明了对称面不完全决定于受精面，而决定于卵子内部的两侧对称结构状态。同时期，还完成了海鞘早期发育的研究。

1934年，他获得布鲁斯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到英国剑桥大学作短期访问。同年他不顾日本即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危险，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了祖国，任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先后在中央大学医学院、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心理生理研究所任教授、研究员。

1943年，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来中国考察。他看到童第周的实验室在一间破庙里，只有一台显微镜，连电都没有，感慨地问道：“比利时有那么好的实验室，你干嘛要到这样的荒地来？”童第周的回答十分简单，但十分震憾：“因为我是中国人！”

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他回青岛参加了复校工作，并担任生物系教授、主任。他曾说过“科学家不自己做实验，就变成科学政客了！”因而，显微镜前的童第周，永远定格在学生和子女的心中。1948年2月，童第周应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到美国去考察，短暂地离开了青岛。3月，身在大洋彼岸的他得到消息，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时兼任英国剑桥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客座研究员。

1949年3月的一天，码头上，他的妻子叶毓芬和同事们翘首以盼。终于，一艘客船靠岸，童第周下船奔向妻子和同事。赶在青岛解放之前，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坚持回国。6月2日，他亲眼看到了青岛解放的第一道曙光。

1950年8月，新中国第一个海洋机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在莱阳路28号成立。童第周为主任，曾呈奎、张玺为副主任。1955年，童第周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兼任第一任所长。从
此这个与海连接的城市，终于有了专业研究机构，并且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尽管研究成就卓著，童第周仍然在尽职尽责地教书育人，他用自己的终身所学，带领学生走向生物学的深层研究的领域。他一手创办了海洋研究所，并和妻子叶毓芬一起，为中国的海洋科学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

1951年，他任山东大学副校长。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任生物学地学部副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后该室改为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任所长。

1963年，童第周完成了鲤鱼和鲫鱼之间的细胞核移植，这是世界上第一例异种动物移植。世界上第一条克隆鱼诞生了！中国继美英之后，成为第三个掌握克隆技术的国家。这条克隆鱼，比1996年诞生的克隆羊“多莉”要早33年。

童第周在妻子叶毓芬的协助下，他们在细胞移植研究进展顺利，夫妇俩常不分昼夜地在实验实室里几十天，观察、记录、解剖、积累数据、探索奥秘。他通过把鲫鱼细胞与金鱼细胞结合培育出了双尾金鱼，被称为“童鱼”。

早年留欧的著名画家吴作人，创作的《睡莲金鱼图》闻名遐迩。画家生动地定格了童第周创造的生命奇迹。悠然自在的几尾小金鱼，穿梭在莲叶之中，美不胜收，头与尾却是与众不同。金鱼的身体却长着鲫鱼
的尾巴，后来国际生物界把这条鱼命命名为“童鱼”。正当童第周准备研究哺乳动物移植时，“文革”中断了他前进的脚步。

上世纪70年代，重获自由的童第周在妻子协助下继续向科学进军。然而，1976年1月，叶毓芬因心绞痛误诊，猝然离世。

童第周悲痛万分，留着泪说：“我要是早点带她到大医院看看就好了。”这是他儿子童时中看到父亲唯一的一次流泪。夫妇二人在一起工作40多年，童第周一生的科研成果，60%是他俩共同完成的，人们甚至赞誉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童第周不仅是一位誉满全球的生物学家，而且是一位治学严谨、作风正派的教育家。他曾在国内多所大学任教，教授过普通动物学、细胞学、比较解剖学、遗传学、胚胎学和实验胚胎学等，为中国的生物科学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制订1956～1967年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1972年科技十年规划和后来的基础学科长远规划期间，他参与并领导了有关生物学方面规划的编制工作。从1956年到60年代初，他担任中国、苏联、朝鲜、越南四国渔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推动国际间的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促进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79年3月，童第周因过度劳累，晕倒在浙江省科技大学的讲台上，经抢救无效，于同月30日去世。1978年2月，他曾经在《诗刊》发表过这样一首诗：“虽非上驷，堪充下骥。愿效老牛，为国捐躯！”这头“顽强的老牛”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参考文献
《人物百科》生物学家，童第周。《百度百科》等有关资料撰编。

钱三强：中国两弹一星的功臣

钱三强，1913年生于浙江绍兴，核物理学家。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中国“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钱三强原名是钱秉穹，钱三强的名字由来是这样的，有一次，钱秉穹的同学给他写信，信中自称“大弱”，而称钱秉穹为“三强”，这封信恰巧被钱秉穹的父亲看见了，好奇地问钱三强，为啥别人称你为“三强”，钱秉穹回答道，因为自己喜欢运动，身强体壮，又是排行老三，所以叫“三强”。后来钱秉穹的父亲就将钱秉穹改成了“钱三强”，取意德、智、体都进步的寓意。

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担任国文教授。家庭条件优越，加上钱三强又认真读书，学习成绩一直排名最前面。17岁的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大学理学院录取为预科生。两年后，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与何泽慧为物理系同班同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是令人羡慕的金童玉女。

在清华期间，钱三强努力进取。有一次严济慈老师从南京开会回来进了实验室，看到钱三强仍在聚精会神地工作，又看了看分析的数据结果，与国外的资料数据大致相同，心中无比高兴。他更加喜欢这位年轻人了，他告诉钱三强，上半年将有中法教育文化基金会举行的留法考试，建议钱三强报考镭学名额争取到法国留学。

钱三强毕业后不久，一个令人激动的机会降落在他的头上，在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帮助下，钱三强获得了去法国巴黎大学留学的机会。何泽慧获得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后进入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
所工作，获工程学博士学位，但从此两人天各一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一直都没有取得联系。

钱三强和何泽慧同为清华同学，但两个人在不同的国家留学、工作，一个在法国，一个在德国。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钱三强与何泽慧被物理系的同学戏称为“郎才女貌天生一对”，毕业后两人却去了不同的国家。

钱三强1937年到了法国，他持老师严济慈的引荐信，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导师是老居里夫人的女儿、诺贝尔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及其丈夫弗里德里克·约里奥。钱三强每天很早就去实验室了，工作一天结束后回到宿舍继续整理资料、写实验报告。钱三强的刻苦钻研获得了小居里夫妇的赞许。

钱三强在实验室里主要是做“物理”工作，而放射源是要用化学方法制备的。因此，他很希望兼作“化学”工作。一天，约里奥–居里夫人问钱三强：“钱先生，那位化学师你不是认识吗？如果你回国做放射源，就需要学会‘化学’工作，你就随她学学吧！”钱三强心里十分高兴，他想导师为我想得多么周到！于是欣然答应了。化学师葛勤黛夫人是一位有名望的科学技术专家。她放手让钱三强独立做钋的放射源。钱三强一丝不苟仿效着化学师的方法开始工作。

为了使钱三强有更多的学习机会，约里奥–居里夫人又提议，让钱三强到其丈夫约里奥先生主持的法兰西学院的原子核化学研究所学习，并允许他一段时间在那里工作。1940年，钱三强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1943年初，钱三强已经30岁了，居里夫妇推荐他到法国科学中心工作。就在钱三强魂牵梦绕，思念恋人何泽慧的时候，一封来自德国的信函飞到他的手中，这是一封没有封口的信，署名是何泽慧。钱三强喜从天降，从渴望相慕到相恋，爱神之箭终于射中了他，最终将修成正果。

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巴黎举办婚礼。那天，小居里夫人的丈夫约里奥先生在婚礼致辞中说：“居里先生和夫人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莱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对科学是非常有利的。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传染病’，今天又传给了你们。我和伊莱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的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结出丰硕的成果。”

婚后的钱三强，与妻子开始共同的科学生涯，一起投入到科研事业中。他们在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的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工作。经过了数万次的实验、观察和分析，钱三强夫妇发现了铀核“三分裂现象”和“四分裂”现象，打破了当时“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这个发现引起了世界核物理研究领域的震撼，钱三强夫妇的这个重大发现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1946年，钱三强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帕维尔物理学奖金。

当年夏天，钱三强夫妇应邀来到英国剑桥，出席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三百周年”大会。这张照片就是钱三强夫妇，在会后与中国物理学家的合影。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这一张不为人注意的照片，引起了钱三强的兴趣和深深思考。1947年，他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事业发展如日中天。

钱三强与何泽慧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一九四八年夏天，他们抱着女儿登上东区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钱三强与何泽慧，抱着仅五个月大的女儿钱祖玄，脸上洋溢着甜蜜满足的笑容。这个时候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在外人看来，他们一定会选择留在法国继续这样的生活。可是，在耀眼的荣誉面前，他们却选择了报效自己的祖国。

回国后，钱三强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浙江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1980年7月24
日，钱三强教授应邀在中南海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为题的讲课。

1992年6月28日逝世。有一首诗最确切、最全面勾勒了钱三强的一生，诗的作者是著名光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王大珩。该诗后来刊登在《清华校友通讯丛书》上，题目为《忆三强，我的挚友》。
现照录于此：

幼自更名志气先，人道少年非等闲。
四载清华攻“牛爱”，一朝出国成大贤。
纷纭战火历辛苦，难得何姐结良缘。
诚赞华夏有居里，铀核三分创新篇。
祖国革命换人间，英才驰骋有地天。
计穷顽敌施细菌，敢邀正义揭凶焰。
两研纵横继往业，一院科学展宏颜。
原子大事奠基业，春雷一声秉穹轩。
十年动乱耐磨炼，响应改革志趣坚。
霞光照晚红灼灼，赢得国际好名衔。
须知继业满桃李，荣哉奋拓半百年。
相识七旬称莫逆，哀悼挚友痛心弦。

1999年获追授由515克纯金铸成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以表彰其贡献。钱三强和钱学森、钱伟长并称中国科技界“三钱”，誉满科技界。

遥想当年，何泽慧同钱三强抱着女儿钱祖玄，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历尽艰辛回到祖国，参加北平原子学研究所的筹建。新中国诞生后，她全身心地投入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研究的创建工作，1953年改称物理研究所。后来人们说起何泽慧，常常加上一个前加“钱三强的夫人”，然而，她并非是“背后的女人”，而是有足够的实力与爱人并肩齐行的杰出女科学家。鉴于她对高能天体物理方面的贡献，中国首颗X射线天文卫星“慧眼”的名字，也是为纪念推动中国高能天体物理发展的已故科学家何泽慧。

在中国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逝世九年之后的2011年6月20日，中国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发现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何泽慧，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原子弹之父与中国的居里夫人之称的两位科学巨匠，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也是生活中的模范夫妻，这相濡以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故事，感动了亿万中国人。

参考文献
注一：《中国档案资讯网》，“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原子弹爆炸五十周年，法国留
当时的钱三强”(特邀撰稿人李艳)2014年10月22日。
注二：《光明日报》“率真而温暖的苏州女儿”，2011年6月22日，(记者苏雁)。
注三：《新华网》，居里夫人后人追忆钱三强：“他是我父母的学生中地位最特
殊的一个”，2019年10月16日(记者唐霁)。

何泽慧：中国科学院资深女院士

何泽慧，杰出的核物理学家，毕业于清华大学，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1946年到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成绩斐然。两年后回国，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被誊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何泽慧祖籍山西，1914年3月5日生于苏州。祖上是山西灵石的名门望族，仅在清朝三百年间，她的家族先后出过15名进士，29名举人，22名贡生，65名监生，74名生员。因此山西流传着“无何不开科”的说法。

她的外祖父王颂蔚是蔡元培的恩师，外祖母王谢长达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在她的培养下，家门出了不少名声响当当的精英。

何泽慧的父亲何澄是文物鉴赏家，日本陆军士官学堂毕业，曾加入同盟会。母亲王季山的家族更为显赫，曾在清朝世代为官，也是近代史上科学大家。祖母王谢长达是妇女教育家，创办了振华女子学校。因重
视英语与理科教育，振华女校一度被视为江南清华预备校。何泽慧在此就读，与杨绛是校友。该校校训是“诚朴仁勇”，不花哨也不华美，只是告诉女孩，要活得独立、乐观，要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

1932年，何泽慧带着父亲给她的二元钱，抱着“考不上就回家当保姆”的决心，与同学来到上海参加高考，她的第一志愿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第二志愿报的是清华大学物理系。

当时报考浙江大学物理系有800多人，而且只招一名女生。清华大学报考3000多人，一共才招28人，机会非常渺茫。结果，何泽慧考了个女状元，他虽然收到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但她还是选择了清华，因为那
才是中国教育顶尖的学府。

1932年，何泽慧成功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年清华一共招收了27名女生，物理系28名新生中仅有8名女生，物理一直以来都认为是男生的学科，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提出女生入学要经过系主任的考核，“过关”的才能读，而能过关的人非常少，而且经过一年的学习后，成绩达不到中等的就得转系。

何泽慧显示出性格中倔强的一面：“你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最后系里妥协了，同意她们试读一学期，但成绩不行的话一定要转走。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何泽慧不仅读下来了，而且在毕业时，还拿到了全班最高分，在大学期间，她结识了与她同样优秀的钱三强。

钱三强是国学大师钱玄同的次子，受家风影响，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在清华时，二人便被同学们戏称“ 郎才女貌、天生一对”。

1936年，即将毕业的何泽慧给大姐何贞怡的信中写道：“毕业后，她想去德国，一是因为德国学费便宜，一年仅需要1000元（当时用银元兑换马克要便宜一些），二来，德国兵工技术和理工科教育在全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正好，当年山西省也有一个规定，凡是毕业于国立大学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资助3年，每年1000大洋公费留学。祖籍山西省灵石县的何泽慧抓住这个机会，得到父亲在日本军校的老同学阎锡山的帮助，在故乡获得了这笔资助，申请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弹道学。

何泽慧是该校第一个选修弹道学专业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选修弹道学专业的女子。出国前，她打听到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在南京军工署做过顾问，便直接找到他说：“你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鬼子，我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到这个地方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这一招还真灵验奏效了。1940年，二十五岁的何泽慧以《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成功拿到了博士学位。从那一年开始，她在柏林西门子工厂实验室从事研究，并与拉贝成了朋友，拉贝日记是唯一一本记录见证日军侵略军在南京暴行的见证人。三年后又到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研究所，在此，她发现并开始研究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碰撞现象。由于战争的原因，她与国内外中断了一切联系。直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开始恢复通邮时，何泽慧给离别七年之久的清华老同学钱三强写了第一封信。此后，每当一封带有红十字会标志的信带着硝烟的味道飘然而至时，他们似乎看到了等待已久的爱情在朦胧中隐隐地呈献。在二战硝烟渐渐散去的时候，1946年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与钱三强相会。同时她进入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研究所(居里夫人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成了钱三强的同事。

1946年4月8日，何泽慧与钱三强在中国驻法领事馆办理了婚姻登记，并在这里，举行了一场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在这场婚礼中，鲜少出席社交活动的约里奥–居里夫妇也参加了这次婚礼。

约里奥–居里先生说“钱三强先生和何泽慧女士，都是做原子物理研究的，相信他们的结合，将来一定会在科学事业中开花结果。”

同年复天，何泽慧与钱三强一起到英国剑桥大学，出席战后第一次国际基本粒子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钱三强宣读了《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的论文。论文作者是何泽慧博士。这是何泽慧婚前在德国海
德堡核物理实验室所做的研究成果。引起同行的极大兴趣，英国著名杂志《自然》称它为科学成果的“珍品”。这次剑桥之行后，他们对核裂变产生了新的设想，决心共同努力突破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核
裂变一般在300次裂变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而四分裂是上万次裂变中可能出现三裂，由此可见四分裂是多么稀少，多么难得！而这个“ 四分裂”，就是何泽慧发现的！时间是1946年12月20日。

1947年，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宣布，他们发现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这一发现立即在科学界和社会公众引起关注。法国科学院将亨利·德·帕维尔奖金颁发给钱三强夫妇。

何泽慧夫妇两人在国外声名远扬，国际各科研机构纷纷盛情邀请两人加入。但是，何泽慧和钱三强决定放弃国外优厚待遇，放弃事业处于巅峰期的钱、何夫妇，商量返回了自己的祖国。约里奥–居里先生为了表达对中国的热爱和对钱氏夫妇的友谊，将若干保密数据报告告知钱三强，还将一包发射源赠送她们。科学是无国界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帮忙新中国核研究走出了第一步。后来中国“两弹”爆炸成功，在科学技术意义上讲，是中国科学家的成功，也和西方大学研究室的研究成果紧密相连，这也是中法两国友谊的见证。

948年夏天，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不足半岁的女儿毅然回国。临走前，居里夫人还特意赠言：“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两人积极投身到祖国核弹事业当中，为我国核弹事业做出诸多重大贡献。回到祖国，在简陋的科研所里，何泽慧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将仅5人的团队扩大到150人。在何泽慧的带领下，中国多个领域得到重大突破。1956年何泽慧及其团队获得中国科学院奖。她的优秀也引来同事妒忌，被陷害调去扫厕所，后又和丈夫一起下放陕西农村，转眼5年过去，两位科学巨匠的黄金时间被蹉跎。

重回科研岗位后，何泽慧正确认识到日后的科研重心，她大力推动高能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在西藏创立高山乳胶室。成功研制成核乳胶，使中国在当时成为少数能生产核乳胶的国家之一。在原子能研究所期间，何泽慧统一指导该所实验物理方面的工作。在建立实验室的基础设施，负责领导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点火中子源的研制；积极支持核能的应用工作倡导固体径迹探测技术，使其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在
高能物理研究所，主管宇宙线的研究工作中，确定研究方向，进行技术组织、培养研究员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1980年，何泽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

1997年，她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李政道说：“何先生是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创者之一，是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创建者之一。”

从2005年起，温家宝总理先后6次去看望何泽慧老人，给予她高度评价。他说：何先生在女科学家中是少有的，是人中麟凤。

何泽慧曾说，任何活动，如果谁介绍她是钱三强夫人，她是绝对不会去的。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钱三强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实则何泽慧为中国核弹事业同样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钱三强逝世后，何泽慧一直住在他们1955年搬进去的老屋里。她住的房子空间狭小，只做过简单的墙壁粉刷。屋内的陈设一直未变，伴随她几十年。

何泽慧依旧待在这个老小区里，屋里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状态，丝毫未变。

2011年6月20日，97岁高龄的何泽慧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这位令人尊敬的科学家走完了她的人生。

汪德昭：国防水声科学的奠基人

汪德昭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国防水声科学奠基人。开拓中国国防水声学事业，制定了中国水声学的研究发展战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水声学研究人才；领导实施了水下预警体系，完成了多种国防和民用水声先进设备的研制，为中国海军建设和声纳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汪德昭，1905年12月20日出生在江苏省灌云县板浦镇。他的父亲汪寿序（号雁秋）曾任北洋政府农林部主事，1912年，携眷来到北京。汪德昭在家中排行第二。长兄汪德耀是生物细胞学家，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教授。他对汪德昭早年树立爱国思想及赴法留学的影响颇大。三弟汪德熙是核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13年，汪德昭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接受正规的小学教育，1919年升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于毕业前一年(1928)就被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张贻
惠破格聘为物理系助教。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中国大学物理学讲师。汪德昭治学严谨，讲课生动，又擅长动手做实验，所以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会主席赵世炎、副主席汪德耀的影响下，汪德昭逐渐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贫穷，之所以受人欺凌，是因为中国的科学落后，于是他萌生了献身科学事业、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强烈愿望。

1933年10月，汪德昭怀着科学救国的心愿，携夫人李惠年远赴法国留学，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学习一年法语。翌年10月，他到法国巴黎大学保罗·朗之万实验室攻读研究生。保罗·朗之万在大气物理、水声学等领域取得许多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1940年，汪德昭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后，一直在朗之万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历任法国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指导等职。1939年至1940年，任职法国国
防第五研究组研究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汪德昭曾随他的导师共同投入反潜声纳的研究，为盟军侦测德军潜艇做出了贡献，成为当时被法国国防科研机构留用的唯一一位外籍人员。

1940年10月30日，巴黎被纳粹德国铁蹄蹂躏着，汪德昭照例到朗之万实验室去工作。突然学院开出一辆盖世太保的汽车，朗之万先生被逮捕了，被投进了监狱。原来朗之万是法国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早已是纳
粹党人中的眼中钉。但是，迫于法国群众的示威和爱因斯坦等国际知名人士的声援，把他关了38天。然后转到离巴黎100公里的小城拘留，每两天要到德军驻地一次。法国维希傀儡政府宣布，免去了朗之万的一切学术职务。这决定激起了法国各界的愤慨，实验室的同事更是义愤填膺。为了表示抗议，汪德昭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根据法国科学院的一条规定：凡是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必须由院士推荐，个人推荐概不接受。汪德昭照例把论文寄给朗之万推荐，假如在学报上发表了，这等于是巧妙的化解了，维希政府的命令无效，他用这样的方式表示对纳粹和傀儡政府的不屑。12月30日，汪德昭《大气中的离子平衡》的论文，在学术报上发表了。两个多月来笼罩着实验室的阴霾顿时一扫而光，同事们雀跃欢呼，庆贺胜利。

1943年至1947年，汪德昭任法国石英公司顾问。1946年，曾应英国协会的邀请，访问英国，为访问学者。1947年至1948年，被法国原子能委员会高级专员裘利欧·居里聘为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他是法国物理学会、
法语区声学家协会会员。他曾协助朗之万教授解决声呐技术上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研究成功石英和金属粘接的新工艺，获得专利。在曾与约里奥–居里夫妇一起工作期间，成功解决1微米直径的白金丝焊接的工
艺，并设计成功高灵敏度单弦静电计。

直到今天,他在法国高等物理与化工学院里实验室仍然被称作“中国人实验室”，后来入学的留学生都以此为自豪。汪德昭曾任巴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留学生黄其兴，著名女画家潘玉良，都是学生会活跃分子。

1956年，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担任研究指导的汪德昭响应中国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回国服务，把自己的毕生所学贡献给祖国的水声与国防科研事业。

1958年，汪德昭开始在中国国防水声科学研究工作。1964年担任声学研究所所长，组织领导了一系列研究工作，为中国海军声呐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创建了中国第一支水声科技队伍，是中国国防水声科研的
奠基人。他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中国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知名科学家小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1991年，法国总统密特朗为了感谢汪德昭为中法科学事业以及为中法友谊所做出的贡献，特颁发一枚法国荣誉军团军官级勋章。汪德昭教授1998年12月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汪德昭的儿子汪华自1964年中法建交后，成为第一批派驻法使馆官员，为中法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
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1年，汪华与同事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后，担任法国“空中客车工业公司”“法国巴黎银行”“法国阿丽亚娜火箭宇航公司”驻中国高级顾问。他为上海民航局引进了首批“空中客车”飞机，为中国民航学院引进了法国索加达公司教练机、模拟机、导航设备等等。他常在法国与欧洲多次接待中国航空代表团，多次参加国际航空展，也多次充当两国高层会议翻译。

2004年7月8日，汪华收到了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给他的信件，信中通知他总统决定授于他骑士军团勋章，信中说，“汪华先生：我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我决定授于您荣誉军团勋章。这消息将刊登在即将出版的《官方公报》上。我授予您的这种荣誉是总统府奖励一位学者、一位外交人士的杰出生涯，他在各个领域长期致力于发展中法两国关系所作的努力，这种荣誉也是奖励一位法国的好朋友为两国关系更加密切合作作出卓绝的工作。借此机会，我非常热烈地向您表示最热烈、最真诚的祝贺。”

汪华的儿子汪延，1992年考入被公认为全法最顶尖法学院，巴黎第二大学。在遥远的祖国，到了1993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南巡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辟了新的方向。年轻的汪延敏感地嗅到了经济发展春天的泥土芬芳，回国创业成了他朝思梦想中的向往。

1995年底，离毕业还差两年的汪延，抓住了互联网起飞的信息，他和他的同学，迫不及待的着手制作了自己的网站，网站的内容以介绍中国为主题，挂在一个免费的个人主页上，这就是今天有成千万人击点的新浪网的雏形。

1996年4月，汪延与同学李嵩波共同创建四通利方国际网络部并任部长。并于同年6月创办了国内最早的中文网站之一。同年，并且成功的完成了与华渊资讯网合作，成为中国新浪网，他担任中国新浪网中国区(北
京)总经理，2001年担任新浪网总裁。

2006年中，汪延创业十载后卸下新浪重担，以新浪董事长和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的身份发起旨在扶贫助学的扬帆计划，得到了众多企业家和普通社会民众的相应支持。汪延常说，赚钱是企业的第一要务，企业成功了，就需要加倍地回馈哺育它成长的环境，这是它的社会责任，企业使命是这样，企业家的使命更应该如此！

汪家的故事正在继续，正如汪华所说：“中国人有句老话，人老心不老，我们汪氏家族、我本人、我儿子都将为中法友谊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有其父必有其子，必有其孙！我对中法友谊的美好前景充满希望。”

朱锡侯：从哲学到生命科学的坎坷一生

1937年，朱锡侯(Tchou Si-ho)作为北京中法大学毕业生中最优秀学生中的一员，按学校规定每年各系选拔一名优秀学生公费保送到法国学习。朱锡侯在“八一三”泸战烽火中，就离开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与中法大学各科同学十余人，乘坐二战前最后一班邮轮“斯芬克斯号”，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抵达马赛，进入里昂大学深造。与他同船同学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的李治华先生。

朱锡侯获得文学硕士之后，他转入里昂大学理学院师从院长亨利·卡尔多教授(Henry Cardot)，他是国家生理学杂志主编，达玛丽斯海洋生物研究站的主任。朱锡侯从人类心理活动来研究大脑内部各种神经细胞相关活动，所产生的变化来揭开人类生命源的奥秘。1942年底，卡尔多教授去世后，他在泰鲁瓦纳(Émile-Florent Terroine)教授主持下完成论文答辩。朱锡侯以《海兔神经细胞的生长规律及其节律性发电现象》获得了里昂大学理学院的神经生理学博士的学位。1943年，朱锡侯进入巴黎大学，并于1945年再次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

在法国期间，朱锡侯与巴黎人民一道修筑街垒抗击德国法西斯，后来又与法国人民一道庆祝巴黎的解放。然而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事还在继续，他与一批留法学子毫不犹豫地背上了行装，乘上当时仅有的一趟“航班”从巴黎启程回国，参加抗日。历尽艰辛，于8月下旬到达云南昆明，找到了离散八年的妻子范坤元。这八年间，身为记者的范坤元为抗日救国，曾万里流亡，所经千难万险，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整整八年期间，法国是战场，中国也是战场，两人完全失去了联系！辗转万里来到昆明，后来通过法国大使馆得到丈夫归来的消息，劫后重逢，恍如隔世。

1945年9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8年抗战的祖国，已是满目疮夷，百废待兴。当年10月，应国立云南大学的校长熊庆来先生盛情邀请，朱锡侯被聘为云南大学医学院生理科主任教授，实验室主任，兼
任文法学院心理学，美学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锡侯又为中国生理学会和心理学会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他不仅是两会创始人之一，并于1951年起，担任昆明地区的负责人。

不幸的是，解放后心理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他所能教授的专业只能是生理学的一部分。1953年思想改造运动中，朱锡侯被作为“深挖资产阶级教育”的典型，并被推荐和批准加入当时只有几个名的“中国民主同盟”。不料，1955年肃反运动，他却被无辜牵连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而他连胡风本人也未见过，被迫无奈，不得不抛下妻儿老母，两次跳楼自杀，幸而未死，却留下终生残疾！1957年反右开始，领导和组织一再动员他为学院写文章，推辞不过，写了一篇“友谊与和平”，谁知道1958年反右之风已经过去，由于学院右派人数达不到百分比，补划为右派。而到了文革期间，理所当然地扣上了“ 里通外国”的反动学术权威帽子。他的妻子被诬陷为“重庆中美合作所特务，杀害江姐和许云峰的刽子手”。而她本人连四川都没有去过。他们夫妇就成了院里重点批斗对象。

1969年，他们一家人被扫地出门，赶出学院流放乡下达十年之久。虽然身心备受摧残，历尽坎坷艰辛，但他在学术上从未忘记不断创新与追求，也从未放弃过为祖国培养科技人才的使命。他终于等到了十年动乱的结束，他总算盼到了还他清白的一天。他所任教的学院给他平反昭雪的证明，对于他的多达259份706页和他妻子的48份108页诬蔑不实之词终于被推翻销毁。

1979年，邓小平同志为右派彻底平反，他这位“摘帽右派”也获得了精神上的彻底解放。1992年，他获得了中央国务院对杰出贡献的专家学者的特殊津贴，虽然只有区区一百元，却使他感到祖国政府给予的温暖和认可。春风浩荡，多年来被打成“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心理学也得到了平反更正。1979年杭州大学开创心理学系，朱锡侯领衔受命他不顾年老体残，毅然挑起了重担，成绩斐然，一直到75岁高龄才退休。

朱锡侯，1914年生于吉林，祖籍浙江绍兴。自少酷爱读书，十四岁以优异成绩考入当时吉林新办的私立毓文中学。他被选为学校学生自治会会长，而当时与他同学的金日成(原名金成柱，后为朝鲜领袖)，则在学
生自治会担任交际干事。

1930年，朱锡侯毓文中学毕业，考取了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院)高中部，不幸的是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东三省，他们全家赖以维持生计的南货店破产，他父亲也因此中风去世，他母亲带着幼小的弟妹回原籍杭州，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朱锡侯生活没有来源，他完全依靠自己刻蜡版，投稿，代课，翻译维持学业。因酷爱文学诗歌，在高中时便与沈毅，贾植之(李大钊女婿，解放后任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
改名贾芝)，覃子豪(后去台湾，为台湾著名诗人，创“兰星诗社”)，周麟等几个同学，创办五人诗社“泉社”，朱锡侯以朱颜笔名，进行诗歌创作，并一起出版诗集《剪影集》。

1933年夏，朱锡侯考入孔德学院大学部哲学系。这时担任他的法语教授范任先生(字希衡，安徽桐城人)，因此认识了范教授的妹妹范坤元女士，几年交往后，1937年在浦琼英(邓小平夫人卓琳)，以及郑效洵夫妇等帮助下，在北京举办婚礼。

朱锡侯随后负笈法国，在世界著名美学家，心理学家苏里欧教授门下攻读美学，心理学，以《人在感情活动中的协调行为》论文获得里昂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继而不久转入医学院随法国著名心理学家亨利·卡尔多教授学习生理学。一个从学哲学学科的人转到理料中最难的医学学科，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然而朱锡侯却以超凡的毅力成功了。的确，他成功了，他以哲学为起点，去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他实现了年青时代的抱负，达到了他追求的理想。朱锡侯退休后，在夫人范小梵的帮助下，翻译了著名的《都德散文选》，和他所发表的其它译著一样，著名朱梵。

1990年朱锡侯到巴黎短期故地重游，第二年又返回祖国，仍然过着淡泊的生活。2001年1月27日离开了这变化莫测的人世，终年86岁。

正如他自己语云：“捧出一颗心来，不带去半点尘土”。他的二女儿朱新天改革开放后到巴黎求学，获得了巴黎大学国家博士学位，现已成为法国东方博物馆副馆长，我想这是对朱老最好的纪念。

注：原载《欧洲时报》文/叶星球，2006年1月14/16日周末版。

未完待续 /To be continued/À suiv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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