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希明
7月15日上午九点刚过，“彭门大家庭”微信群突然跳出新才发的信息“惊闻恩师今晨驾鹤西游”！虽然对此事我早有思想准备，但一旦发生，还真的接受不了，震惊、悲痛，涌上心头。我拿着手机呆呆地坐着，看着师门兄弟姐妹们不断发出的哀悼信息，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恩师的音容笑貌，翻腾着往日里与恩师在一起的一幕幕情景，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最后一次见到恩师是在今年3月18日。那几天，听说恩师的病情有些加重，新才、司莉、敏惠等想去看望恩师，但询问后得知，医院考虑为避免病人感染，不建议人们前往探望。可我当时有事要离开武汉一段时间，我特别害怕我回来后见不到恩师了，于是我未经事先联系，便一个人带了一束花悄悄去了医院。
病房里，先生头部、手上插着各种管子在输液，医护人员不时进出查看各项指标，陪护人员守护一旁。先生睡着了，我没有也不能去唤醒他，于是我在病床前坐下来，隔着被子抚摸着先生。看着先生瘦削的面容，脑海里闪现着昔日先生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形象，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眶里直转，我强忍着，不让它掉下来。
我在先生身旁默默地坐了20多分钟，走出病房门口时，我又回头停了数秒，凝望了一下先生。
5月，我因私事出国去了。在国外，我总在默默祈祷：老天啊，再多给我的恩师一些时间吧，千万别让他在这段时间走了，我还要回去看他的啊！
这两天我在忙于先生后事的一些事务性工作，无暇细细回顾与恩师相处四十六年点点滴滴。但往事并不如烟，而是那么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1979年9月刚入学，在图书馆学系的迎新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先生，他那时是图书馆学系副主任。他留苏的经历和儒雅的风度，让我们很多同学都肃然起敬。大二下学期，先生教我们的《目录学概论》课程，让我与恩师有了更多的接触。我喜欢目录学，常就一些学习上是问题请教先生，还去过先生家里几次。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题就是《论余嘉锡的<目录学发微>》，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这篇文章得了“优”，不仅在《四川图书馆学报》发表了，还被一位研究湖湘文化的学者看中，与我协商后作为他论著中的一节出版了。
本科阶段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是我大三入党前，先生代表系党总支在接收新党员前找我谈话。那时我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记录这一天是1982年7月11日晚上，“彭老师约我到他家里，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我主要谈了自己从下乡到上大学这些年的经历，表明自己对党的感情和认识，彭老师则谈了要如何树立党的观念，加强党性原则和又红又专的问题。我感到彭老师就是父亲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经历坎坷但对党的信念一点没变。”这一次和先生面对面的长谈，其情其景至今记忆犹新。先生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指导，同时在政治上关心学生的进步，体现的正是先生一以贯之的教书育人的“园丁”理念。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系里任教，与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面聆教诲的机会更多了。这时彭先生已是图书情报学院的院长。他在谋划学院发展、学科建设的同时，也一直在关心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问题，注意给青年人以锻炼的机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91年，先生受国家社科规划办的委托起草“八五期间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课题指南”。他吸收我参加了课题指南的起草工作。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在短时间内查阅图书馆学情报学各研究方向的重要文献，撰写了各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同时对各研究方向的专家提出的建议研究课题进行整合，并且负责提出图书馆学教育课题研究的建议。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先生很满意。他敢于将这个任务交给我这个刚出道的年轻人来承担，就是希望通过这些项目培养和锻炼青年教师。
从教几年以后，我深感自己没有研究生学历，发展前景堪虞。但机会终于来了。1991年，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第一年我没有准备好，所以没有报考。在我准备次年报考的时候，我曾试探性地征询先生的意见。先生当即鼓励我报考，并指导我怎样准备。特别嘱咐我要复习好英语。先生的鼓励给了我极大的信心。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我终于如愿在1992年考取了先生的第二届博士研究生。
先生指导研究生很有章法。他讲授课程中的一些重要内容，但更多的时间是指导我们阅读文献，然后进行讨论。讨论一般在先生家中，师母还给我们每人冲上一杯咖啡，气氛很温馨，但讨论问题却是很认真的，几个研究生还常常有争论。这种教学方法充分调动了我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逼”着我们去思考，收获很大。
先生对我们撰写博士学位论文高度重视。他考虑我一直担任《文献资源建设》课程的教学，同时也一直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建议我选一个文献资源建设方面的课题。最后确定的选题是《文献资源共享——系统、环境与模式研究》。写作过程颇为艰辛，所幸的是，由于导师就在身边，遇到难题，就向先生请教，而往往是先生稍加点拨。自己就有茅塞顿开之感。最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外审和答辩中获得了全优，并于1998年被评为首届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我的博士论文正式出版，先生欣然为之作序。
1998年由于我个人的某些原因，我萌生了去广东发展的想法。先生极力挽留我，但最后他还是理解了我的选择。1999年我离开武大去了广东佛山。临走前去向先生辞行，先生嘱咐了很多话，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是说去了图书馆工作，还是要做些科学研究；二是说去外面干几年，还可以回来嘛。我当时只是将这些话当做老师的关怀，未及多想。
2000年我在佛山过第一个春节。春节前夕，我收到先生寄来的一封信。在信中，先生动情地写道：“199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你们（指我和我爱人）去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但我和邓老师一直在想念着你们，经常想起和你们一起工作的情景。……”同时还寄来了1000元钱，说是因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论》获得了研究生院的奖励，而我曾为这门课程的建设出过力。看着这封信，我的眼睛湿润了。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师生情谊更让人感动的呢？
此后几年我每年回武汉都要去探望先生，先生总是十分关切地问我在广东工作和生活的情况。2003年元月，佛山市图书馆学会成立，我担任理事长。其时先生正在广州参加学术活动，我闻讯即通过程焕文兄邀请先生前来佛山参加学会的成立大会，先生欣然前往。师生在佛山见面，分外激动。而先生的与会，自然使会议大为增色，也使我这个当学生的脸上特别有光。先生看到我在佛山工作和事业发展的情况，非常高兴。但在临别前的宴会上，先生对坐在他身旁的我说：“你在这里干的很不错。我觉得你出来干几年是对的，了解了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情况。但有了这些实践经验，再去搞教学、做研究会更好。”接着又向我讲起学院及图书馆学专业的发展情况。我明白先生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再回到武大的教学科研岗位上。
2004年，我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决定重返教学岗位，并最终选择了回武汉大学。当我将这个尚未公开、也还没有最后确定的事告诉先生的时候，先生格外高兴。他马上想到我爱人的工作安排问题，于是很快找到武大图书馆的燕今伟馆长，希望燕馆长能接收我爱人回武大图书馆工作。以至于仅仅在我跟先生讲了此事几天以后，我在北京开会碰到燕馆长，燕馆长还带点神秘地跟我说：“听说你要回武大了？”我很奇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还很少啊，他怎么会知道的呢？燕馆长说，彭老师已经就我爱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找过他了。可见，先生希望我回武大的心情是多么殷切。
2004年11月，我又回到武汉大学，回到图书馆学系，回到我尊敬的恩师师身边。当时先生已七十多高龄，仍在不倦地工作着。他仍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他每年还要招收博士研究生，评审博士论文，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甚至他还主动要求我们给他安排一些硕士论文的答辩，他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学科的发展，了解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以保持活跃的学术思维。后来几年，先生已不大过问学院和系里的具体管理事务，但一遇到重要的事情或要做重大的决定，我们就会想到要向彭老师请教。而先生的一两句点拨也往往使问题迎刃而解。先生仍然是我们的主心骨。
再后来几年，先生住到校外，体力也不如以前，但有的周四下午，先生也会来教研室，
和我们聊聊天，甚至跟我们一起开开玩笑。我想此时一定是先生非常开心的时刻。而我一到这时，就感到坐在我身旁的不仅是系里的一位老师，更像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在和我们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最近几年，恩师已不能再来学校，但我和我爱人每年都要去看望他和师母。恩师和师母见到我们总是非常高兴，和我们喝着咖啡拉家常，叙旧事。
人们常说缘份，我想，和自己敬爱的恩师相处四十余年，聆听他的教诲，感受他的关怀，这难道不是世上最珍贵的师生情缘么？敬爱的恩师，明天您即将远去，但您的精神、风范、慈爱，将永远铭刻在我心中，我将永远怀念您！
2025年7月18日于珞珈山